中国养猪产业链将在未来两年内引爆

　　餐饮业猪肉需求的测算主要依据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业的餐位数、每人每餐猪肉需求量计算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业的猪肉的需求量进行计算。最后依据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业规模占餐饮业整体规模，计算餐饮业整体猪肉的需求量。计算总公式如下

　　餐饮业猪肉需求 =连锁餐饮餐位数ⅹ换台数ⅹ餐均猪肉需求ⅹ有效天数&pide;连锁餐饮占比

　　限额以连锁餐饮企业猪肉需求测算

　　依据国家统计局分类统计信息，可以将限额以上连锁餐饮业划分为正餐类，快餐类和其他，并得到各类连锁餐饮业的餐位数。

　　依据2009年到2012年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将高收入及最高收入人群人均每餐猪肉消费量平均值的2倍定为正餐类人均每餐猪肉需求量，即78克;将中等及中等偏上人群人均每餐猪肉消费量平均值定为快餐类人均猪肉消费量即37克。

　　连锁快餐类餐饮业和连锁正餐类餐饮业的餐位增速有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两者呈现一种互相替代作用。且正餐类餐饮业的增速相对快餐类餐饮业增速有滞后一年的关系。

　　2012年国家限制三公消费以来，高端餐饮业业绩下滑严重，而大众型餐饮近年增长迅速，刺激了高端餐饮业积极转型开发大众型餐饮业务。部分中高端餐饮企业未来几年的扩张计划可以看出，普通人民外出就餐消费能力变强。

　　2014年餐饮业餐费收入增速遏制住2010年以来的下滑趋势，实现了同比增长。预计2014年正餐类餐饮业规模会继续增加。连锁餐饮业单位餐位营收在2013年下降迅速，餐厅营业能力受损。快餐类入行成本较低，且受到正餐类餐饮规模扩长带来的替代效应，预计2014年快餐类餐饮呈负增长，降幅取不超过2011年降幅，计3%。结合正餐类增长率滞后快餐类一年的特性，我们估算出了未来几年连锁类餐饮业餐位增长情况。

　　不同类型的餐厅对顾客的接待能力不同，我们按照一天12小时有效营业时间计算，其中正餐类人均用餐时间为1.5小时、快餐类0.5小时、其他类1小时，即相应的日翻台数分别为8台、24台和12台。正餐类服务主要是节假日有效运营，计全年有效营业天数计150天;快餐类服务主要是工作日有效运营，计全年有效营业天数计260天，并且存在1/3的外带和打包食用。

　　连锁餐饮业是餐饮业组成部分之一，经测算其规模占餐饮业总规模稳定在5.4%到5.5%。在2014年以后的的测算中我们假定该占比不发生改变，取最高的5.56%带入计算。

　　餐饮业的规模直接影响到餐饮业的当期猪肉的需求。居民经济实力的提升，外出就餐增加、餐饮消费能力的提升，带来餐饮业增长的原始动力;而三公消费的限制是近年抑制餐饮业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测算结果显示2014年整体猪肉需求下滑，而2015年有望回升。

　　宏观经济增速减缓，企业猪肉需求增长缓慢

　　企业的猪肉需求用于食堂工作餐的需求。通过预估城镇、乡村就业人口数，城镇、乡村每餐人均猪肉消费量，来测算企业猪肉需求。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猪肉需求 =城镇就业人口ⅹ城镇餐均猪肉需求+农村就业人口ⅹ农村餐均猪肉需求

　　由于农名工的特殊性，我们又将农村就业人口区分为乡村就业人口和农民工两部分。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私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就业人口占比逐年增加。相应的农村就业人口逐年减少。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减缓，工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不景气，导致农名工进城务工趋缓。依据政府预计的城镇新增人口数，给定未来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量为1000万人;农村就业人口减少量每年递减50万人;预估2015年农民工增幅下降为1%。

　　城镇人均每餐猪肉消费取城镇中等及中等偏上人群人均每餐猪肉消费量平均值，全年工作天数计52周共260天，2天计3餐。乡村人均每餐猪肉消费取城镇低等人群人均每餐猪肉消费量平均值，即30克。全年工作天数计52周共260天，2天计3餐。农民工属于重体力劳动范畴，猪肉需求介于城乡之间，取33克每餐的水平，全年工作天数计10个月共300天，每天计2餐。

　　测算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增速减缓背景下，行业不景气使得各行业用工结构发生改变。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趋缓，尤其是农民工增速下降严重。企业对猪肉的需相应发生改变。总体来看企业猪肉需求增速逐年下降。

　　猪肉总需求量测算——增速持续放缓

　　通过将家庭猪肉需求量、餐饮业猪肉需求量和企业猪肉需求量汇总，并计其余猪肉需求量占比10%，得到全国猪肉总需求量。

　　从测算结果看，2015年猪肉总去求继续增长但增速趋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减缓压制了家庭猪肉需求的增长;餐饮业结构转型，高端餐饮转型缓慢，餐饮业景气程度有所回升，猪肉需求增长;宏观经济的增速减缓的背景下，企业猪肉需求结构改变，需求增长逐年递减。

　　从未来几年猪肉需求结构上看，城镇家庭猪肉需求仍然占据高位，餐饮业猪肉需求占比增长明显，逐渐成为影响猪肉需求的重要构成之一。农村家庭猪肉需求占比逐年下降，企业猪肉需求增长缓慢，占比有下降趋势。

　　2003年至今，猪价经过3轮周期。第一轮是从2003年4月到2006年5月，历时38个月，本轮周期猪价主要受“非典”疫情和农业优惠政策的影响;第二轮猪周期从2006年6月持续到2010年3月，历时46个月，本轮周期猪蓝耳、高热病、猪瘟等疫情频发，对猪价影响较大;第三轮猪周期从2010年4月开始至今，猪价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在时间上长于以往猪价周期。

　　2003年4月——2006年5月，猪价经历了一轮完整的周期。 2003年初，需求下滑导致猪价低迷，至同年夏季需求回升刺激猪价反弹。2004年猪价延续2003年的涨势，生猪存栏量开始回升，能繁母猪存栏增幅同比提升。2005年，能繁母猪存栏量、生猪存栏量及出栏量均达到峰值，供大于求导致猪价回落。2006年生猪存栏量回落至低位，5月份猪价企稳回升。我们认为该轮周期导致猪价波动的因素如下：(1)“非典”疫情减少消费，拉低猪价;(2)惠农政策提振猪价。

　　我们认为，“非典”疫情从两个方面影响猪价：一是疫情使社会餐饮零售总额显著下降，对猪类产品需求减少，价格快速下跌;二是疫情隔离措施致使流通环节受阻，产区出栏猪不能外运，非产区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局部市场造成冲击，供求结构失衡。

　　2003年到2006年，政府提高对“三农“的重视，实行补贴、税收减免、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致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带动猪肉消费需求增加，促使猪价在疫情缓解后快速回暖。

　　2006年6月——2010年3月，猪价经历了又一轮完整的周期。 2006年夏季猪蓝耳病疫情开始大规模爆发，且前期母猪淘汰导致生猪供应不足，猪价持续快速上涨。截至2007年8月蓝耳病疫情开始得到缓解，猪价出现一定幅度回落。由于供应不足，猪价在短暂回调后立即出现反弹，截至2008年3月份猪价达到此轮周期的高点，之后持续回落。由于养殖盈利高企，2008年3月左右仔猪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养殖户普遍观望，从而影响2008年9月份生猪出栏量，因此9月份猪价再次出现反弹。2009年初受“瘦肉精”和“甲型H1N1流感”影响，猪价继续出现大幅下挫，同年6月，政府根据《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启动猪肉收储，价格止跌回升。09年末至10年初全国爆发大面积干旱，疫情有所抬头，养殖户基于对疫病的担忧出现恐慌性出栏，造成猪价进一步快速下跌。我们认为疫情是驱动本轮猪周期猪价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疫病频繁爆发。第一轮疫情伴随前期产能收缩，加剧生猪减少，抬高猪价。第二轮疫情遇上生猪存栏高点，加之上轮疫情的后遗症，养殖户为止损，大量出栏，猪价下跌。

　　2007—2008年，猪价上涨，行情向好，养殖户增加出栏，以获取收益。2008—2009年，疫情打压猪市，造成养殖户恐慌性出栏，市场供过于求，猪价下跌，猪粮比从2008年的8.89降到2009年的6.32，再到2010年5月的4.74，养殖户受猪价低迷影响，持续亏损。

　　2009年政府对生猪市场实施调控，启动冻肉储备项目，一次性收储11.5万吨，市场对政策普遍看好，行情应声上涨。因此，掩盖2009年上半年出现亏损的真实原因——产能过剩，并给市场传递了错误的信号——2010年猪价会大涨。结果产能没有及时淘汰，2009年末到2010年初，随着第二轮疫情来袭和干旱席卷全国，养殖户出栏增加，猪价迅速步入下行通道，进入亏损周期。

　　2010年4月至今，猪价正经历第三轮周期。2010年4—6月国家及地方政府多次启动冻肉储备项目，存栏量持续下降，生猪供不应求导致猪价持续上涨。盈利改善后存栏量持续上升，2011年中期生猪供求局面反转，猪价出现回落，2011年底旺季猪肉需求上升，猪价出现短期上涨，后继续回落。到2012年初，能繁母猪存栏处于高位，猪价反弹低于预期，养殖户继续亏损，猪价下行，夏季过后到年底需求旺季，猪价略有反弹。2013年之后受宏观经济走势、需求因素、消费结构多元化、三公消费下降等因素影响，猪价出现周期背离情况。我们认为，本轮周期中，猪价波动受经济基本面影响较大。

　　2011年7月CPI达到高点，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在此影响下，猪价走高;到2012年下半年，经济下行，CPI走低，猪价步入下降通道。整个期间，猪价的涨跌趋势与CPI的波动方向较为一致，生猪价格的变动与猪肉和仔猪需求变动方向一致，需求对价格影响较大。

　　此外，由于上轮周期产能淘汰不彻底，市场预期普遍较乐观，中央出台8项规定、抑制三公消费挤压需求泡沫，2013年到2014年母猪存栏始终居高不下。再遇2014年经济增速放缓，雪上加霜，养殖进入既深且长的亏损周期。直至2014年末到2015年初，散养户退出增加，能繁母猪去产能化进程加快，猪价方现回升态势。

　　综观上述3轮猪周期，结合国外养殖产业发展历程，我们认为猪周期规律的打破主要基于以下因素：(1)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高是驱动猪周期规律失灵的最主要原因，经历几轮猪周期，散养户退出加快，年出栏头数小于500的养殖户比例下降，养殖规模化程度提高，抗周期能力增强;(2)居民肉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猪肉消费占比由1980年的87.6%降到2011年的62.4%，弱化猪周期作用;(3)信息网络发达使养殖户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和移动终端获得更多实时市场信息，改变仅依赖价格作出补栏决策的现状，摆脱猪周期制约。

　　2013年，在冬至前，本应是旺季，但2013年猪价在这段期间内下跌，甚至到春节前已经出现亏损;而6—8月，受夏季高温影响，消费减少，猪价本应低迷，但2013年夏季猪价却呈现上涨态势;进入9、10月份，受中秋国庆双节需求增加影响，猪价存在上涨空间，但2013年猪价却一直走低，直到冬至前也未见显著回升。

　　2014年，春节前旺季猪价一直下跌，到夏季应是淡季猪价又逆势上涨;8月份价格涨到高点后，猪价一直震荡下挫，至2015年3月春节后淡季价格出现反弹。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初，猪价持续下跌，养殖户长期处于深度亏损状态。

　　我们认为2013年猪价出现淡季不淡，旺季不旺的原因如下：(1)能繁母猪存栏处于高位是旺季猪价暴跌基础，母猪存栏居高不下导致生猪供给增加，而需求未见明显改善，猪价下挫;(2)养殖户对春节前行情存在乐观预期，补栏情绪高涨，加上本身高存栏，进一步推动出栏增加，加剧猪价下跌;(3)政府调控市场，2013年2月和双节两次投放储备肉，促进猪价下跌;(4)猪价受宏观因素制约——2013年夏季CPI呈上涨态势，而10月份后，CPI步入下行通道，影响猪价。

　　2014年，猪周期背离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1)年初猪价持续下跌由供给引起——2014年年初，受去年猪价下跌影响，能繁母猪存栏有所下降，但依旧维持在高位，去产能化不彻底;(2)储备政策影响猪价——到4月末5月初，猪价快速反弹，主要由于国家启动储备肉收购以及屠宰企业受命提价，拉高猪价;(3)猪价受制于宏观因素——虽然经过上轮反弹，但消费需求没有根本提升。加之三公消费限制，餐饮需求未能提振，宏观经济增速下调，环保要求提高，更进一步拉低猪价;(4)养殖户退出，去产能化加快致使猪价反转——到2015年初，经历上轮价格下跌，养殖户亏损的时长和深度超出以往水平，大量散养户退出，能繁母猪存栏继续下降。而养殖户受前期亏损影响，补栏热情不高，市场供给减少，猪价反转趋势出现。

　　综合上述供需分析，我们认为，猪源短缺的情况短时间内无法迎来转变，加之6月份的端午需求刺激，猪价短期将会继续保持上涨态势。根据行业专家并结合草根调研获悉，14年年底是母猪淘汰最猛烈的时间段，这样对应今年猪价高点应该是3、4季度，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到17元/公斤。

　　长期来看，能繁母猪的去产能化较为彻底，同时近两年的行情低迷使得目前养殖户补栏情况较以往大幅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将在低位维持较长时间。而考虑到需求增速下滑的影响，我们测算得出15、16年生猪供需将呈现短缺状态。具体为：(1)从供给方面来看，我们估计2015年生猪出栏量为7.11亿头，2016年为6.93亿头;(2)根据我们对城乡家庭消费量、餐饮消费量、企业需求量等方面的测算，我们估计2015年7.27亿头，2016年达到7.28亿头;(3)供需平衡角度来看，预计2015年生猪短缺1517万头，2016年短缺3462万头。总体上，预计2015年全年平均价格为15元/千克(高点可达17元/千克)，2016年全年平均价格达到17元/公斤(高点可达19元/公斤)。

　　能繁母猪的存栏量直接决定了未来12个月的猪肉供应量，我们依据上年全年能繁母猪存栏数的平均值作为下一年生猪出栏数预测基础，再基于PSY，估算出年度猪肉最大的供给量。近年来PSY值逐年增加，我们预估2015年PSY达到15，2016年达到17。

　　来源：长江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