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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传统散养方式的扬弃浅论
王 黔 （畜禽业杂志社 四川 成都 610041）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生产方式和生产者的生存方式；其二，资源与环境对生产方式和生产者的生存方式的承受限度；其三，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市场等对生产方式和生产者的生存方式的引导、管理和监督。前二者相互间的协调与矛盾构成了持续发展的响应关系，而后者是调整二者相互合作共生的不可缺少的运行软件。在对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途径与模式的多数看法与政策取向中，有一种明显的的倾向是：应该转变传统的散养方式，发展集约化、工厂化养殖。这种倾向没有充分考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可持续发展不能不涉及的前两个因素，其片面性在于：首先，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相对短缺，有现代要素替代劳动力的客观需求。而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分散，经营规模小，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次，我国资源匮乏，还面临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等环境问题，如果畜牧业以集约化、工厂化养殖占主要地位，将不可避免的带来严重的资源危机与生态灾难。因此，我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与国力国情相适应，切忌急功近利和种种形式主义行为，对传统养殖扬利弃弊，使其与现代要素相结合，赋其以全新的内涵，让其与一定的集约化、工厂化养殖并存，在满足我国城乡人民对畜禽产品的巨大需求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谋求生态资源存量的非减和永续利用。
存在不仅是合理--农村传统散养方式存在的现实意义
发达国家的畜牧业集约化经营无一例外的是建立在土地集约化经营基础之上的。而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基本条件是：第一，非农产业比较发达，城市化程度高，大量农业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去，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农业用工成本攀升，产生了以现代要素替代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这种替代在经济上是划算的；第二，农户具有为实施农业现代化提供资金积累的能力，能买得起各种现代农业设备和技术服务；第三，农户受教育程度高，有现代农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全国70%的人口住在农村，城市化程度仅为30%左右；农村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9%和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4.4%；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耕地面积仅为0.138hm2，约为世界平均的1/4，英国的1/41，美国的1/230；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农村全部从业人员的14.01%，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2.15%。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其它社会保障，土地仍是其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加上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土地家庭经营是一种长期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方式与农业发展方式。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不能忽视农户传统养殖的现实意义。
传统家庭养殖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目前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7.8亿在农村。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从近年农民收入的结构看，畜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从畜牧业收入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看，畜牧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功不可没。据大庆市对全市3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全市农民人均畜牧业收入为792元，比2002年增加了364元，比2001年增加了4.3倍，比2000年增加了5.4倍，比1995年增加了近9倍；从畜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看，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2003年畜牧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为40%，比2002年增加了16.7个百分点、比2001年增加了28.8个百分点、比2000年增加了28.7个百分点、比1995年增加了33.8个百分点；2003年畜牧业拉动农民人均收入增长20个百分点，比2001年增加17.7个百分点，比2000年增加了19.6个百分点，比1995年增加了19.7个百分点。据四川省农调队抽样调查，2004年上半年四川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217.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3.5元，增长17.7%，创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增加额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出售肉猪及猪肉人均增加70元，在增加额中的贡献度达36.2%。从全国来看，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伍精华说，近几年来，畜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增长点，其收入几乎占农民农业现金收入的一半，畜牧业收入增长对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居民纯收入(2000年，按收入来源分）中，全国合计为2253.4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702.30元，家庭经营收入1427.27元，其他收入123.84元。数据显示，越是经济不发达的省（区），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例越高，说明农户对家庭养殖的依赖程度越大。毋须讳言，至今还有一些贫困农户通过家庭养殖获得收入和基本生活需要。牲畜能够为这些家庭提供稳定的食物和经济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在不同阶段分别得益于农产品提价、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进城务工等，总之得益于农业劳动力由效率较低的部门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但从1997年起，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减缓，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有专家指出：农业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缓慢；乡镇企业正处于爬坡阶段，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难以较快提高；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外出务工不容乐观，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户家庭养殖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否则如此众多的农民流向大中城市，对社会将形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又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渠道，其作用更加突出和不可替代。
传统家庭养殖让农民自己解决了吃肉问题
我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最大特点是自给自足，在今天，土地家庭经营的基本状况，也决定了农民既是肉类商品的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7.8亿农村人口其本身的消费量十分巨大。即使将来实现了55%以上的城市化率，仍然有7亿至8亿人生活在农村。 因此，必须“化整为零”，让农民通过家庭养殖自己解决肉食问题。上个世纪“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民搞家庭养殖，结果是不仅农民没有肉吃，城市居民的肉食供应也十分紧缺。从历史与现实的情况看，众多的农村人口如果不通过家庭养殖自己解决肉食问题，出现的供应缺口将使我们每个人回到短缺时代的噩梦之中。
传统家庭养殖是土地家庭经营必不可少的环节
种养结合是我国农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所谓“养猪为肥田”，说明的就是种养的关系。畜禽粪便是一种肥效高、肥期长、肥份全的农家肥，施用可以维持地力，增加产量。我国历史上都是靠农家肥发展粮食生产，肥多粮多、“攒粪就是攒粮”。 化学肥料的出现在我国仅是几十年的事。由于化肥的长期施用会严重降低土壤性能，导致土壤、营养结构失调，毒性增强，土质板结，生产能力下降等，加之农家肥成本低，目前，我国2.3亿小农户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人把家庭养殖当作经营土地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土地家庭经营的长期存在，传统家庭养殖就必定与之相伴，通过畜多－肥多－粮多的途径变“废”为“宝”，养地增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能够功能良性循环，具有生态合理性。也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理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集约化畜牧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传统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如作为我国畜牧业主体的养猪业，第一养猪大省四川规模饲养仅提供5％的生猪，95％的生猪仍为广大农户用传统方法饲养出来的。根据农业部畜牧司早几年的一项调查，即使将年出栏50头以上的猪场都算上，规模饲养所提供的生猪也仅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13.6％。也就是说，传统饲养仍占 86％以上(应当指出，年出栏50头肉猪的场（户）常年存栏还不到20头，这种规模根本算不上“集约化”)。广东省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集约化养猪(按1个猪场年出栏500头计算)也仅占15％。集约化程度最高的是养禽业，大约占65％；而养牛业、养羊业集约化程度甚至还低于养猪业。这种情况不能不说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土地家庭经营离不开家庭养殖。
新眼光透视------农村传统散养方式的积极因素
近年来国际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如何用新的眼光来看工业化以前的经济。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又是如何对所谓的传统农业作出评价。在以往的研究中，传统农业一向被当作陈旧、过时和落伍的代名词。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学界对西欧中心论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近（现）代至上”论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在此背景下，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近（现）代农业的弊病和传统农业中的积极因素。尽管国内很少有专家对传统饲养持肯定看法，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却非常重视中国传统养猪的经验，几年前曾拨专款支持四川省畜牧科学院进行调查，总结四川农民传统养猪的经验，让其它发展中国家借鉴。对于我国中原地区利用秸秆和其它农家饲料发展养牛、养羊的成功经验，FAO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不久前，FAO用5种文字在罗马出版了《秸秆养畜——中国的经验》一书，向第三世界推广。
由此看来，我们自己对我国农村传统散养方式存在价值的肯定绝非敝帚自珍，而且还有必要予以充分的认识。
节约粮食资源
我国是资源总量大国，也是人均资源穷国。目前我国人口已达12.9533亿，按1998年统计，我国人均耕地仅0.1042 hm2，为世界人均的44.5%，而且人口还在以每年净增1200万的速度递增，近10年来耕地却在以每年近36万hm2的速度减少。自2000年以来，中国粮食消费需求大致在4800亿～4900亿kg 之间，而粮食产量已经连续3年徘徊在4500亿kg左右，粮食已连续3年产不足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指出，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小麦、稻谷、玉米等粮食价格猛然走高，与此相关的面粉、大米、饲料等制成品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扬。粮食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粮食供求关系日趋紧张。近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下降，已由1998年的5.12亿t跌至2003年的4.31亿t；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从1996年的414kg下降到2003年的333kg。袁隆平为我们提供的数字表明：我国粮食年人均占有量已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500kg过关标准，还低于世界人均的345.3kg，不到澳大利亚的1/6，美国的1/4。在耕地日益减少、粮食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由于传统的散养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如薯藤、菜叶、农作物秸秆、水生饲料、酒糟等非常规饲料，能够大大节约宝贵的饲料用粮，其意义十分重大。据有关资料, 2003年全国饲料工业产品产量达到8781万吨，工业饲料对全国猪肉总产量的贡献率为18.6%，对肉禽总产量的贡献率为71.8%，对禽蛋总产量的贡献率为23.9%；对牛羊肉总产量的贡献率为7.8%，也就是说，全国81.4%的猪肉、38.2%的禽肉、72.1%的禽蛋、92.8%的牛羊肉都是依靠农家饲料解决的。以养猪为例，据四川畜牧科学院调查资料，四川农民以大量青饲料、粗饲料以及少量精饲料喂猪，这样的日粮算不上“全价”，但提供了育肥猪生长所需要蛋白质的81％、能量的55％、维生素和矿物元素的大部分或全部，虽然所用饲料总量比集约化饲养多得多，但用粮仅为规模化养猪的1／2～2／3，料重比 (精料：增重)多在2：1左右。这是集约化饲养做不到的。
2004年美国的工业饲料产量为13000万t，但却比我国少生产一千多万吨蛋、二千多万吨肉，原因就在于此。
维护可持续农业的发展
传统养殖业与种植业紧密结合，而且是分散的，利用各类农作物及副产品喂饲家畜，“过腹还田”，畜禽的排泄物最终都会送到田里，作为有机肥使用，不仅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而且改良了土壤，减少了污染，促进了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但是近年来在城市周围兴建了许多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由于种养分割，产生的畜禽粪尿数量大，又过于集中，超出当地农田的消纳能力，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我国集约化养殖集中的大多数地区畜禽粪便的总体土地负荷警戒值已达到0.49％，超过了0.4％的环境承受水平极限。有人就集约化、工厂化养猪问题指出，广大农村的传统散养即使不计投资、劳力等成本优势，仅以就地1.5 kg粮食转化0。5kg猪肉运往城市、产生的1.5kg猪粪就地消纳而言，就比城市运进1.5 kg粮食自给0.5kg猪肉、产生的1.5kg 猪粪污染城市环境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发达国家在出现一系列生态灾害和环境公害之后，通过研究一致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农业模式起源于中国太湖地区。中国太湖地区能够在长期维持地力不下降，生态没有受到破坏，环境没有受到严重污染的情况下，维持粮食高产数世纪。太湖地区传统农业堪称世界可持续农业典范。我国过去极为寻常的农家行为如今令世界都感到震惊。不幸的是，如今太湖地区现代农业不 再遵循“整体、循环、协调、再生”原理。人畜粪尿、河塘淤泥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源，由此引起了日益严重的太湖富营养化问题。
传统散养方式还保护了我国畜禽品种的多样性。我国在自然生态上形成若干小区，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畜禽品种，是世界上畜禽品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约占世界畜禽品种资源总量的1/6，有畜禽品种、类群576个，其中土著品种占75%以上。收入世界“家养动物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有304个。它们之中许多品种对世界优良品种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作用，这已被世界公认。但多年来，由于引进外国“优良品种”进行杂交改良的结果，许多本地品种已名存实亡。目前国内规模化养养殖业所用的畜禽品种基本上是外国品种及其杂交后代。在科研领域有钱引种，无钱育种、保种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使家养动物的遗传多样性愈益单调。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我国有50%的地方品种及群体数量急剧下降或消失。处于灭绝或濒危状态的优良地方品种已占20%以上，并且日趋严重，其中以猪的品种资源流失最为严重，鸡的品种次之。日趋单一化的品种资源将会使畜禽失去对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的适应力，成为牧业生产的不稳定根源。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筠认为，每个地方畜禽良种都历经几千年的驯养、进化，一旦消失，将是人类不可弥补的损失。须要指出的是：经过长期的选育，根据其人群的嗜好、习惯，在不同的自然、人文背景下培育出了不同特色的很多地方畜禽品种，因具有适应本地的气候条件，抗病力强，耐粗饲，繁殖率高，风味明显的特点，目前仍散落在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为可持续发展保存了宝贵的种质资源。
奠定了我国畜产品价格的比较优势
中国农户散养的经济效益比大规模饲养的经济效益高，这仿佛是不为人们广泛了解的事实。畜产品生产成本取决于三个因素：劳动力与资金的相对成本差异、肉饲转化率以及饲料成本。中国的饲养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肉饲转化率略低于发达国家，而粮食价格已经高不胜寒，但我国畜产品在国际上长期保持价格的比较优势，其原因就是农户散养比例大，所采用的饲料相当一部分是各种廉价的青粗饲料，加之劳动力机会成本(工资)较低。以养猪为例：四川养猪业在全国一直稳坐头把交椅，无论饲养总量、人均头数还是仔猪数、母猪数，已经多年名列全国第一。川猪正是基本以农户分散养殖为主，劳力成本低和饲料成本低而凸显价格优势，使川猪出口量和出口额多年来稳居全国第一。今年1—10月, 四川省猪肉出口已超过12万t, 出口额达到1.8亿美元。 四川的农户分散养猪在我国南方很有代表性，据江西省畜牧局测算，目前，规模养殖的每头生猪纯收入达172元，农户散养1头生猪纯收入可达380元，后者竟是前者的2.2倍。从理论上讲，分户喂养好像没有集约经营那样有规模效益和价格优势，但集约化养殖栏舍建筑养殖设备的折旧、防疫消毒药品的开支，特别是在饲料上以玉米、豆粕、小麦麸等精料为主，一般不用青饲料。因此就要由添加剂预混料其营养不足，除了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脂肪及油和蛋白质及含氮营养物质等营养类饲料添加剂外，通常还要加入生产促进剂、饲料保藏剂和驱虫保健剂等非营养类的饲料添加剂，用以完善饲料营养全价性，提高饲料利用率，改善饲料适口性，保健防病，促进生产和减少饲料加工及贮藏中养分损失，这就大大增加了饲养成本。
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年鉴》（2001）资料，与肉类生产发达国家比，1998年，我国生猪(瘦肉型)平均收购价每百千克为676元人民币，折合81.4美元(按1美元＝8.30人民币计算)，加拿大为84．9美元，美国为74美元，我国的活鸡收购价平均每百千克为101美元，美国为86．5美元；我国每百千克符合出口标准的育肥牛收购价为108.4美元，美国为135美元，加拿大126.9美元，澳大利亚137.2美元，欧盟平均为131.7美元。从以上对比中不难看出：在生产环节，我国集约化、工厂化养殖程度高的畜产品成本已高于或者略低于发达国家，并不具有优势，如瘦肉型猪（但另据资料，1998年，我国不管是农户散养和专业户饲养，生猪每公斤增重成本均低于美国：我国为0.84—0.96美元，而美国为1.29-1.44美元）、肉鸡；而农户散养程度高的肉牛在成本上拥有较大优势。
可以肯定的是，农户散养方式存在下去，中国畜产品生产成本较低的局面才不会消失。
具有绿色与风味的产后适应性
20世纪以来，随着集约化养殖的发展，兽药及饲料添加剂在畜牧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运用，降低了动物死亡率，缩短了动物饲养周期，促进了动物性产品产量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带来动物疫病增加、药物残留、畜禽食品缺乏风味等问题。有关研究证明：规模化使畜禽被迫在封闭的高密度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温、湿、风、气，乃至化学的、物理的、微生物的等一系列应激源导致畜禽长期处于“应激警戒阶段”。实际上是胁迫畜禽长期在 “亚健康状态”下生长，为病毒在群体中传播创造了条件。此外，在五颜六色，甜酸苦辣的调味剂、着色剂，特别是种种药物饲料添加剂中，有的会导致机体消化系统内微生态系统的紊乱，有的则直接干与畜禽的内分泌代谢，如此等等都影响了畜禽食品的安全与风味。在此背景下，畜产品消费注重安全和口味渐成潮流，自然状态下散养的畜禽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在忙于消除疯牛病灾难的欧盟及美、加、澳等国都进行了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提倡在畜牧业中要采取适应畜禽特点的、自然化的生产方式。据专家估计，德国虽然近年来牛肉销售量下降了50%，但放牧生产的牛肉销售量增加了30%(林祥全，2001)。法国一方面生产现代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10 万只规模的养鸡场，仅用3 ～5个人；另一方面，采用传统饲养方式的地方优质种畜种禽饲养占很大比例，如著名品种夏洛来牛、美利奴羊和布雷斯鸡等，皆是以传统放牧的饲养方法为主，多采用草地围栏限制式放牧，在放牧草地建设人工水沟或人造水箱装水供牲畜饮水，舍内补饲配合料，外观牲畜皮毛光洁、体质健壮，其产品在欧盟内长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当今的日本和韩国，荷斯坦奶公犊等工厂化育肥生产的肉和利木赞、皮埃蒙特、安格斯等肉牛生产的肉分别定为低档牛肉和中档牛肉，只有本地放养生产的牛肉才定为高档牛肉，三类牛肉售价差异悬殊，综合差价比达1：2：4之高。在我国，传统方式生产的畜禽产品，价格无一例外的高过集约化、工厂化养殖生产的产品。如上海市场上卖的草鸡蛋主要来自苏北农户散养的草鸡，农户养殖上百只的很少，一般只在10－20只，尽管草鸡蛋比洋鸡蛋价格高出近一倍，但因草鸡蛋蛋白浓，蛋黄颜色自然，吃口香，仍成为上海市民的抢手货。究其原因，一是散养更符合畜禽的自然生长，畜禽可以通过自由觅食与补饲相结合的办法满足畜禽生长发育及繁衍后代的基本营养需要，畜禽更健康，较少用药；二是散养的畜禽多为地方畜禽品种，具有特有的风味。禽流感过后，业内众多人士主张全盘集约化，但我国著名养猪专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林云教授指出：应该合理布局养殖生产基地，把养殖场办到山区、半山区，远离人居的地方，降低饲养密度，减少笼养，提倡放牧与散养。
尽管绿色畜禽产品不等于传统散养方式生产的畜禽产品，但是，传统散养方式较集约化、工厂化方式生产的产品与绿色更为贴近且风味更好，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态农业、生物动力农业、再生农业、外部低投入农业等旨在缓解常规现代农业压力和影响的替代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市场份额也在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传统散养方式更有了新的价值。
理性的选择---传统散养方式与现代要素结合
根据国情国力，我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节约型、生态循环型、劳动力密集型基础之上，让资源、环境、效率、效益兼顾，把畜牧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资源的培育与高效利用融为一体，达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统一。为此，一方面应因地制宜，两条腿走路，千家万户养畜不能丢；另一方面应把现代要素与传统散养的精华有机结合，在充分释放其能够功能良性循环的生态合理性、节约资源与生产成本低的经济性、绿色与风味的产后适应性等的同时，克服其生产效率低、生产与销售环节的卫生程度低、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性低等弊端，使这一延续几千年的养殖方式以新的面貌步入现代，造福消费者，致富生产者。
通过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与改善养殖环境
在提高传统散养的生产效率上，利用成熟技术有很多文章可做。如四川近年来狠抓生猪的良种改良工作，全省建立猪人工授精站2403个，引进良种公猪4000余头，推广二杂母猪229.8万头，其中外种母猪52.4万头，人工授精面达60％；同时在传统养猪法基础上实行了”五改”（改喂土猪为杂交猪、改熟喂为生喂、改稀喂为干喂、改买配合饲料为自己配料、改全用配合饲料为搭配青、粗饲料），使全省生猪生产水平不断提高。2002年，四川生猪出栏率、胴体重、能繁母猪年提供产肉量、饲料报酬分别达到134％、 74.4 kg、1127 kg、1：3.3，比1990年分别提高38.5个百分点、10 kg、258 kg、5.5 %。再如，可以利用动物营养技术，提高饲料报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子仪指出：“我国80%的猪肉则主要是依靠农家饲料解决的。经验证明，如能查清农户养猪日粮中的养分盈缺规律，供给适合于不同养猪日粮类型的饲料添加剂或蛋白质浓缩料（已有业内人士称之为“补缺饲料”），用现代科学养猪技术加以引导，即使不用改造成为规模化养猪形式，也完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增产480万～640万t猪肉(活重)。这个增产量约相当于节约了1700万～2000万t饲料粮，约相当于近年来我国每年平均粮食增产量的1～2倍。可见，从宏观上优化畜牧业生产的技术路线，是与开辟饲料资源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挖潜举措”。据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周梅卿教授等人的研究，在四川农户传统饲养的基础上，如果再补饲百分之几的“补缺饲料”，即可将农户养猪的水平提高10％-33％，效益十分显著。
在改善养殖环境上，发展沼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据专家介绍，我国的沼气技术从池型设计到使用管理逐步成熟，目前，沼气工艺和综合利用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原来的独眼池已发展成多种先进池型，由大进料大出料发展到随时进料、自动半自动出料。提高了发酵效率，使用管理简便，劳动强度低，安全可靠。沼气由单纯的能源转变为与种养业结合的综合效益，北方“四位一体”和南方“猪-沼-果”等多种能源生态模式，能大大改善传统养殖环境，减少畜禽疾病，既解决能源又兼顾肥料，带动种养业增收增效。如湖南中方县是全国沼气生态农业示范县。该县着力构建沼气生态产业链条，推广“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发展“猪-沼-瓜”、“牛-沼-草”等沼气生态种养模式，全县出现了1000多个沼气生态庄园。桐木镇黄松坳村投入资金330万元，新建沼气池277座，配套“五改”241户，发展畜禽养殖大户54户，推广“猪-沼-种植”生态农业面积2590亩，全村年人均收入达到2800元。目前，该县共新建8立方米上流式浮罩沼气池1417座，推广“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现代农业面积2万多亩，沼气户年均增收节支1200多元。彻底改变了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了家居温暖清洁化、传统养殖卫生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据人民网报道，近年来，全国农村沼气建设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全国每年新建户用沼气池100万个以上。各地以沼气建设与改厨、改厕、改圈结合，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改路、改水、改庭院相结合，改变了农村面貌。据统计，到2002年底，全国户用沼气池总量超过1100万个。
普及科学养殖知识，对传统散养采用组装配套的适用技术，同时在生产管理上进行分类指导，提倡自繁自养、适度规模饲养，使之不断改进提高，传统散养就将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从近20多年来全国养猪业的生产成绩分析，养猪出栏率、猪肉总产量、全国生猪平均上市活重等也一直保持上升势头，90年代以后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由此可见，正是科学养殖知识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应用，农户养猪生产水平得到了提高，并没有拖我国养猪业的后腿。
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顺利对接
实践证明：在组织化程度低的情况下，农户散养就只能作为一项“找油盐钱”的家庭副业，而不能成为挑起农民致富增收大梁的农村支柱产业。实现畜牧业产业组织化，是提高农户家庭养殖经济效益与应对市场变化的根本途径。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一些地区的农民自愿组成的种类繁多的农村经济、科技等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目前全国已有农村专业经济协会10万个，专业合作社14万个，涉及农、林、牧、渔等产品的种植、养殖和加工，并扩大到农村流通运输、销售、信息服务等诸多领域。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与专业合作社主要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产品销售服务、产品深加工和贮藏运输服务、资金拆借与贷款担保和等金融服务。服务链条已延伸到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使分散的生产经营者以整体形式进入市场,参与竞争,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益。成为实现“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顺利对接的有效组织形式。如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镇妇联牵头实施“百名妇女养万只柴鸡致富工程”，成立了“柴鸡散养协会”。2002年春天，他们以每只低于市场0.2元的价格购买雏鸡2万多只，为养殖户节省近5000元；以每米低于市场0.8元的价格购买丝网5000多米，为养殖户节省开支4000多元。 当年30多户会员养的2万多只柴鸡，仅产蛋一项收入就达50多万元。河北省滦南县养猪专业合作社，共吸收141户养猪大户入社，占全县养猪大户的58.3%，吸纳社员股金30.4万元。专业社为社员提供配种、防疫、饲料、销售等综合服务，并与北京、天津等地大公司签订销售协议，销售价格平均比当地价格高0.3～0.4元/kg。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规模达15万头，占全县总出栏量的33%，为社员推销生猪12万头，占全县销售量的25%，平均每头猪为社员多卖40余元。再如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养鸡协会，目前协会下设5个养鸡生产合作社（分会），拥有会员1362人，存栏蛋鸡132万只、肉鸡102万只，全封闭鸡蛋车运输车5辆，已完成省级无公害蛋鸡生产基地认证并申报农业部认证，注册了“嘉和”无公害蛋鸡生产品牌。该协会通过无偿提供供种、供料、供药（疫苗）和技术、信息服务、为会员提供信贷担保和鸡产品营销，销售半径由过去的200km扩大到现在的500km以上，占领了云、贵、川等省的部分市场， 2002年协会组织营销鸡蛋10 260t，肉鸡185.6万只，总收入10294.69万元，纯收入2676.61万元，会员家庭人均纯收入6528.9元，是全区平均水平的2.6倍。
目前，我国众多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与专业合作社以面向市场、联接农商、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鲜明特色,活跃在农村,为农民架起了通向大市场的桥梁，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带动力量和良好的组织载体。如广西全区各协会2002年农产品销售额达47亿元,会员人均增收348元,辐射带动40万农户人均增收136元。山东莱州市各类协会吸纳农户17万户,转移农村劳动力25万人,使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4240元。北京市近两年新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700多个，参加的农产达22.3万户，占全市1/3。全市80％的上市鲜奶、50％的蔬菜、47％的果品、30％的水产品都是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的。浙江省2667个专业合作组织2000年经营服务收入27.55亿元，返还给社员的收益1.73亿元，平均返还给每个社员857.28元。来自农业部的信息显示，中国农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至2003年总数已达140万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有14万个，它们基本涵盖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村生产的方方面面。大规模有组织的生产使花样繁多的农产品不但出现在中国普通家庭的餐桌上，也一并进入了世界农产品的流通体系。权威的评论说，“这种以保持农民财产独立性、经营自主性为先决条件的合作不仅完善了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且符合世界现代农业经营制度的发展潮流，代表着中国未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一个方向，并将对中国农村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的战略影响”。
通过完善动物疫病防制体系和改变流通与食用方式保障畜产品安全
首先，必须把动物疫病防制摆在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生命线和保障线的重要位置。从国内国际动物疫病发展的趋势看，动物疫病对畜牧业生产的危害和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深远。英国的养牛业十分发达，在经济发展上肉类出口占居突出地位。但是暴发一次疯牛病，导致英国的养牛业遭受重创，扑杀200多万头牛，牛肉出口长期被禁，一个好端端的牛肉产业大国从此一蹶不振。台湾是养猪业较发达地区，1998年岛内发生的口蹄疫至使数十万牲畜发病死亡，每年出口600万头生猪，外销16亿美元的市场从此丧失。2003年5月20日首例疯牛病，使加拿大牛肉出口被禁，给加拿大的养牛业蒙上一层阴影。今年初禽流感在国内一些省份流行，也让我国养禽业遭受重创，不少养殖户更经历了切肤之痛。这已充分说明不加强动物疫病防制是万万行不通的。动物疫病防制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能否增收。少死就是多生，减少疫病损失就是增加畜产品产量，搞好动物疫病防制就是保证畜产品品质，动物疫病防制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经济效益。去年非典和今年禽流感疫情以后，各地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完善基层兽医工作机构，加强基层防疫队伍建设。国家和地方增加了动物疫病防治的投入，畜禽免疫密度提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得到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畜牧业生产的风险。但是，广大农村还存在着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的隐患：如畜禽舍任人随便进入，畜禽粪便到处堆放、病死畜禽随意丢弃，购入畜禽不问疫情，私屠乱宰屡禁不止等。而国家和地方在动物疫病防制投入的不足，一些地方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不健全，也影响了动物防疫这一公益事业的开展。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由于动物疫情已成为农民发展家庭养殖业致富奔小康的最大威胁与后顾之忧，完善动物疫病防制体系应该得到各级政府的更大重视。应该看到，尽管千家万户养殖带来的动物疫病防制工作面广难度大，但决不是办不到的事，如以农户散养为主体的四川，去年年底已经以全国最好成绩通过“建设与国际接轨的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国家验收，区域内免疫、检疫率达100%。另外，农民朋友搞家庭养殖，也要树立科学养殖的观念，适应市场需求，积极采用无公害养殖，做好人与动物的隔离，减少人与畜禽的直接接触。要避免高密度饲养和畜禽动物混养，防止动物病毒的交叉感染。同时，注意消毒清洁，搞好养殖场所的环境卫生，改善畜禽的生存环境。注意选用抗病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繁殖，高度重视药物、饲料的安全性，严禁使用违禁药品，尽量避免病害发生。
其次，为确保畜禽产品安全，应加强对活畜禽运输的控制与限制，统一要求密封运送，尽量杜绝跨地区的长途运输。在流通环节，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则尽可能取缔活禽交易，由现代化的加工企业集中宰杀、挑选、包装、冷藏，然后组织上市，向市场供应安全卫生的低温畜禽食品，并以此推动畜禽类制品从无商标、无产地、无生产日期等初级农产品逐步过渡为真正的商品。
打好生态牌，让农户散养做出生态农业与绿色产品的大文章
英国农学家沃星顿（M. Worthington）于1981年对生态农业作出明确的定义，即“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按照今天比较普遍的理解，生态农业指的是以生态经济系统原理为指导建立起来的资源、环境、效率、效益兼顾的综合性农业生产体系。由于生态农业思想的精髓是“顺应自然”，强调“系统”，偏重于自然的或半人工的“流”和“循环”，并且往往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界限范围内，因此生态农业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之间并非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
正是中国传统散养在若干方面体现了生态农业理念并与生态农业所需的经营形式不悖，发展绿色食品生产大有可为。如河南省固始县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打生态牌，唱资源戏，开发地方优良品种固始鸡，以“三高集团”为龙头，推行“天然养殖园区”和“核心户带农户、散养固始鸡”两大生态放养模式，建立“四包一回收”服务体系，固始鸡、固始鸡笨蛋通过了国家原产地和绿色食品A级认证，把生态优势变成了市场优势。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借助5000亩退耕还林林网和现有果园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在种植的全过程中施用农家肥，采用生物防治法防治病虫害，实行种养结合，先后对“梁苑林鸡”、“代庄草莓”以及“梁苑辣椒”三个无公害绿色优质农产品登记注册，农户以林带围网、果园散养等不同形式，把林网和果园变成了鸡群能够随着天然草虫量移动的流动露天养鸡场。“梁苑林鸡”价格比普通土杂鸡高出了35％。苏州市吴中区启动生态草鸡养殖计划，以邓尉草鸡、缥缈草鸡、穹窿山草鸡等品牌草鸡为龙头，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在茶园、苗木、果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下立体、无公害散养草鸡，产品供不应求。从原则、目标和方向上讲，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都是可持续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模式，在具体途径上，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更具中国特色，更适合我国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国情。在此意义上，只要对原料产地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因子严格监测，对产品实行全程质量控制，产中环节具体生产、加工操作规程的落实, 以及加工企业在产后环节卫生指标、包装、保鲜、运输、储藏、销售控制，并对产品依法实行标志管理，传统散养就能源源不断的为城乡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绿色畜禽食品，其合理因素由此熠熠生辉。
目前国际有机食品贸易额约为200亿美元，预计全球10年内将达到1000亿美元，一般有机食品价格高于常规食品30%-50％。生态农业与绿色食品前景广阔。
开发地方名、优 、特畜禽产品，以特色养殖促进农民增收
近年来在各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出现较多的了“你调我调他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的情况。这里边的道理，经济学上叫“合成谬误”，即“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各地产业与产品结构趋同，其结果或是增产不增收；或是产品卖不出去，让生产者欲哭无泪。以往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根据当地自然与资源条件，因地制宜的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成为各地的共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更注重畜禽产品的口感和风味，开发生产地方名、优 、特畜禽产品是一条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据新华网云南频道９月４日消息：位居勐海镇南部山区的曼景檬寨，是个有27户140人的贫困哈尼族小山寨，长期以来，山民们主要靠种植旱谷和少量的茶叶为生，产业单一，生产粗放，只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去年夏天，县农业局和镇政府干部在深入该寨宣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中，帮助群众分析贫困根源，寻找经济增收项目。根据这里依山傍水，寨子四周森林密布、植被好，又远离城镇，便于家禽疫病防疫等条件，选定养殖茶花鸡作为短平快的增收项目，通过一家家的宣传引导，得到了山民们的普遍赞同。州、县农业部门都把该寨列为茶花鸡生态养殖示范村，从景洪市茶花鸡养殖示范村引进茶花鸡近6000只，家家户户用玉米、稻谷及优质黑麦草进行饲喂、放养，保证了茶花鸡生态、独特野生风味的特性。饲养的茶花鸡自繁较快，５至６个月出栏，一上市就很受消费者青睐，尽管这种小土鸡每千克的价格比常见土鸡高４元至５元，但仍旧抢手,供不应求。通过１年的养殖，该寨已出售茶花鸡4000只,现有存栏鸡6000多只，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已为村民人均增收了150多元。另据报道：卢氏鸡是河南省三大地方良种鸡之一，其中绿壳蛋鸡是国内外罕见的最具潜力和开发价值的品系之一。近年来，卢氏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结合当地有利条件，积极进行产品开发，大力发展特色养殖，走出了一条用先进适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典型路子，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济发展。据统计，2003年在全县进行卢氏绿壳蛋鸡生态放养10.3万只，带动农户863户，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上。2004年计划绿壳蛋鸡饲养量30万只，带动农户2500户。目前，全县已有16个乡镇饲养卢氏绿壳蛋鸡18.5万只，50只以上农户1500余户。卢氏绿壳蛋鸡产业发展状况良好，势头迅猛，初步显现出较大的经济价值和综合效益。
我国地域广阔，在自然生态上形成若干小区，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畜禽品种，这些品种具有适应本地的气候条件，抗病力强，耐粗饲，繁殖率高，风味明显的特点。开发地方名、优 、特畜禽产品，通常具有不可复制性，避免了各地的产品结构雷同。因此，以“种源”优势构筑畜禽产品的市场优势得到了不少地方的重视。如湖南有30多个在国内外叫得响的地方家畜家禽良种，味道鲜美，“湘味”浓厚，是畜禽养殖业发展中最大的“特色牌”。湖南日报7月21日刊发的消息《湘产良种家畜禽沦为濒危物种》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稿件见报当天，国内许多网站纷纷予以转载，中央电视台《金土地》栏目编导专门致电湖南日报详询有关情况，湘产良种家畜禽的保护几乎一夜成为热门话题。未来5年内，湖南省计划投入6300万元，重点保护湘西黄牛、大围子猪等17个地方优良畜禽品种，将新建17个资源场，建设猪、牛、鹅10个保种区；开展提纯复壮，确保畜禽品种的遗传特性不退化，基因不漂移。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可以肯定，湖南的农户必将在不远的未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结语 我国畜牧业必须以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解决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协调人口、生产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采取切实有效的法律、政策、技术和社会、教育等措施来发展畜牧业和农村经济。只有在继承传统畜牧业遗产和发扬现代畜牧业优点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我国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全盘集约化、工厂化的观点实不足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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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8 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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