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子于八与德国粮台——关于清末腐败的想象

小马哥 · 发表于 2006-10-15 09:23:50

2006年10月14日 12:53 文摘周报 
 人人贪图分外的好处，自己服务的对象也是尽力盘剥的对象。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法律法规，尽可以商议变通。对人的基本行为的预期已经与腐败的想象掺和在一起，密不可分。 
 
[一位厨子的故事] 
 
先从齐如山在京师同文馆的经历说起。同文馆是为培养翻译而于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的，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齐如山19岁时由翁同龢“交办”入馆，在馆学习约5年。 
 
齐如山进馆前，就对这家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非常熟悉。他哥哥竺山已经由李鸿藻保荐在同文馆就读，馆里各种情形都是家中谈资。洋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只负责教务，并不能引起艳羡。管理馆内各种不动产的4位中国提调官，才是令人眼红的。学生基本上都已结婚，很多人还是有科名、着官服的文官，他们精明世故，立即注意到提调官是肥缺：同文馆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都有回扣。 
 
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标准是一顿1两银子，定得极高。学生吃饭一桌6人，每桌饭菜合6两银子。照市价，6两银子的酒席可以上大盘大盘的燕窝鱼翅，而同文馆的餐桌上只是有些鱼肉罢了，一桌开销恐怕不到2两银子。包办厨房的厨子于八，通过虚报就餐人数、索取回扣等种种手段，每天的进项可以多达200两银子，合4个大元宝。这笔款子中小部分大概是孝敬提调官的，其余都被于八鲸吞。就这么一个普通厨子，已经为自己捐了个候补道台，还给儿子捐了个郎中，钱肯定是从学生伙食津贴里克扣下来的。齐如山写道：“这种腐败的程度，……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 
 
回忆录中还有一些与厨子于八相类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地位不高、收入高。一种是部院衙门里的杂役，统称经承。他们见到级别最低的官员也必须站立，但是他们经办具体事务，握有实权，人人要往他们手里送钱行贿。例如经承中的书办，熟谙《大清律》，善于立名目，找条例，不论办什么事，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一支笔，各级官员只有在他们起草拟定的文稿上书押署名的份。 
 
另一个横财不断的行当是炉房。各省交解户部的帑银运到北京后，先要交给炉房验定成色，化开另铸。成色不足的，地方解运宫必须补足。于是炉房时常借成色低来敲诈，补交的银子则由炉房与银库的工作人员分肥。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政府税源流失，无所作为。在无数票号、钱庄和私营银行的包围下，财力单薄的户部银行(后称大清银行)维护不了国家最基本的利益。 
 
那么“先生们”（对同文馆学生的称呼）的又如何呢?他们一进馆每月就有“膏火银”3两，这是当时官学的惯例。过个一年半载，如果学业有所长进，银子再加3两。齐如山入馆两三年后每月有12两银子的进账，那时翰林做家教，月工资也只有8两银子。同文馆学生待遇从优，纪律却十分松弛。不少学生在馆里挂个名，一个月去取一次膏火银，虚掷光阴。难怪入馆也要夤缘奔走。学业则无人认真查问。据说有一名学生俄文学了13年，总算把字母表记住了。 
 
齐如山对他昔日的馆友，似无好感。他们中不少人自由散漫，多市井习气。有人擅自把餐桌上的白糖、鸡蛋带回家，厨房不得不多加提防，学生见状就使泼耍赖，手法多端无耻，几难置信。有的常逛窑子，半夜回到馆里就叫开饭，给厨房的管理带来很多不便。馆方决定建饭厅集中就餐，竟有学生以自由的名义强行抵制，即使后来勉强去了，还继续使出各种花招与厨房方面恶斗。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听任炭火烧着，也不加水，硬是把火锅锅底烧化。一天晚上火锅烧化了30几只。需要添饭，就远远地把空碗往厨子身上扔去，接不着就砸在地上，餐后一地都是破碎的瓷片。他们越是不顾脸面地吵闹，厨房经营成本越高，越吃不到燕窝鱼翅。使读者感慨的是，学生的行为体现不出是非感和社会责任心，他们不会据理力争，更不会犯颜直谏，满肚子只有破坏性发泄的能量，一举一动依然是主我自私，在价值取向上与他们所憎恶的于八们同出一源。整个社会吃回扣已成惯例，学生的怨气仿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么多的好处，居然被你于八拿去了，为什么偏偏轮到我来吃亏！难以想象的是学生中绝大多数已经是有科名的文官。

小马哥 · 发表于 2006-10-15 09:24:13

[一位德国军需官的故事]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北京城内也处处设坛，同文馆停办，齐如山暂避河北老家。他于阴历六月底回到北京，发现很多建筑已被烧毁，“整个北京，已经不成世界”。齐如山的记述很让人难堪，他说多数劫掠是中国人所为，主要抢的是当铺和粮米店。后来秩序恢复，齐如山请原同文馆德国教习柏罗恩(时任东交民巷守卫军司令)开具一张通行证，从此在城里行动无碍。 
 
齐如山懂一点德文，与德国军人交往较多。当时一位负责采购的德军“粮台总办”正在求购木柴。齐如山为之牵线，很快办妥，价钱、运费都由中方的掌柜韩某说了算。韩某在战时还赚到钱，十分感激，就把这位德军翻译介绍给北京商界各种人物。齐如山自己趁机开了“义兴局”，生意还做得十分顺当。德军有各种货物(大概包括抢来的“战利品”)等候处理，也需要购入各种货物，从砖瓦木料到绸缎布匹，无所不有。齐如山做买办，好像不大光彩。其实对此难作简单的道德判断。如果当时的北京人都拒绝与联军有任何商业往来，联军势必会强行征用军用物资，中国百姓将因此蒙受极大的损失。这是德军采办官员梅星先生的见解。 
 
梅星先生在齐如山帮助下购得木柴，就给他一笔利钱。齐如山出于中国式的习惯，要给梅星先生回扣，不料对方回绝得非常干脆，还借机把从小与于八们周旋的齐如山带到一个陌生的价值世界。他说：“你用不着谢我，你不要以为我是和你通同作弊呀。……你若以为我有意要钱，那就大错了。别的国知不清，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要钱的。”与这个德军粮台交往一多，齐如山大有感触：没想到这个粮台总办，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钱的弊病也没有，待商人还是很厚道，我也绝对不特别多要钱。我没有应酬过他，他例常开两瓶啤酒，我们喝着谈天。 
 
齐如山不免由这位德军粮台想到自己国家的官员：他们不记得官的责任，只记得做官的虚荣和权力。梅星先生怎么看齐如山，那是无从知晓的了。齐如山与克林德纪念碑(即一战后移到中央公园的公理战胜牌坊，现中山公园的保卫和平牌坊)有干系，修建这块中国人眼里的耻辱碑的工程队，是他和同文馆同学程绍唐介绍的，两人各为此拿到1万多元。这笔巨款算是取之有道吗？是哪一方付的？账上是什么名目？ 
 
（据《南方周末》陆建德/文） 
 
齐如山(1875—1962)，戏曲理论家。经常为梅兰芳的表演及剧本提出修改意见，1931年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组成北平国剧学会，并建立国剧传习所，从事戏曲教育，并集了许多珍贵戏曲史料。去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花生文库”出版了《齐如山回忆录》。 
 
不像中国旧时文人，齐如山的著作不是引证经史讲大道理的。他自幼读书之余就好观风问俗，对清末民初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接触，因而被称为“近代掌故的活辞典”。本文只是撮要介绍回忆录中个别有关回扣和社会腐败的事例。

厨子于八与德国粮台——关于清末腐败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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