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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应对禽流感事件
－－评亚洲禽流感病毒变异恐慌论
2005年10月1日《北京青年报》“防治禽流感WHO全球总动员”一文中报道说：“已导致亚洲65人死亡的H5N1型禽流感病毒一旦变异为能在人际间传播的病毒，后果将会怎样呢？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公共医疗的专家（英国国籍戴维.纳巴罗）9月29日警告说，届时全球将有500万至1.5亿人被禽流感夺去性命。”“一旦发生物种突变，病毒从禽类传播变异为人际传播，我们就要准备好应对，必须压制、消除病毒，延缓大规模流感传播的速度”还说：“不过延缓传播的时机稍纵即逝”。
2005年10月25日30国卫生部长聚会加拿大，防禽流感成为中心话题。欧盟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专家指出：“人类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危险性极小，人们没有必要滥用禽流感疫苗”。“没有根据地扩大危险将会在公众中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国际家禽》（2005年英文版第9期和中文版第6期）刊登的“人类、家禽与禽流感”的作者是199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Peter Doherty教授，他指出：高致病性禽流感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以及为抵抗疾病的努力，在亚洲以外的人们看来必定象一场言过其实的战争（phoney war原义是欺骗的、伪造的战争）。
我们姑且不谈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战争的性质和目的；我们也无需联想伊拉克战争的欺骗性；更无需联系历来国际霸权主义者利用科技或卫生事件，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但，我们可以想一想，从1997年在香港引发禽流感以来，尤其是2003年3月该特区以来，在这场多年的“战争”中，看到的事实，受到了锤炼。我们只从科技的层面上冷静地分析一下这场战争的起因，我们的遭遇和应对的方针和策略。值得警惕的是：这场“战争”还刚刚开始，它正在走向国际化、政治化。它的制造者给科技界留下了重重的伏笔，日后的科技争论和斗争还很复杂，任重而道远。
一、恐慌论者的理论根据是不科学的
生物遗传变异是自然规律，公众不必恐慌。纳巴罗先生唯一的理论依据是“变异”和“突变”，从前面的一段言论里，不难看出，他把变异和突变等同看待，这是一个理论错误。
1、生物在未发生突变以前，遗传的稳定性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属性。一般变异是严格受遗传性制约的，只能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否则就没有任何物种了。病毒也是生物的一部分，稳定性也是病毒的基本属性。
2、自然突变率是很低很低的，而且是不定向的。对人类利害关系而言，病毒突变也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也可能既无利也无害。
3、生物品种间或病毒的毒株间杂交产生的任何变异是在遗传稳定性控制下的有限变异，绝不是“突变”。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种间隔离关系，一般是不能杂交的。禽流感病毒与人流感病毒能自然杂交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4、任何生物也都会自然产生适应性遗传变异，“有矛就有盾”。任何时候夸大变异危险性，不提或否定遗产稳定性是错误的，是片面的，是不科学的。
5、病毒的毒力受环境和毒量的影响，只要注意环境卫生，它就很难达到致病毒力的效应。
6、由于生物种间进化的自然隔离，卵生动物（家禽和鸟），几乎没有与哺乳动物共感的传染病。同样，人类与家禽也几乎没有共感的传染病。这普通是常识。纳巴罗先生却说“一旦发生物种突变，病毒从禽类传播变异为人际传播”。他的“一旦假设”是没有理论和事实根据的，是不科学的。除非有人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制造“生物炸弹”。
7、禽流感已经在世界上流行100多年，1878年首次在意大利爆发，当时称鸡瘟，我国称欧洲鸡瘟，或真性鸡瘟，虽然是属于动物一类传染病，但已是一个常见的传染病，象鸡的新城疫一样，它是可防、可控的疫病。为减轻人们的思想恐慌，不至于“谈禽色变”，必须正确宣传和应对禽流感事件，科学地、理性地应对它。
二、恐慌论者的逻辑思维错误
假设的“可能性“，绝对不是“必然性”，否则就是典型的逻辑思维错误。
1、禽流感在问世100多年以来，其毒力一次比一次减弱，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1991年在冰岛首先发现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其毒力也在一天天减弱。但纳巴罗先生用“延缓传播的时机稍纵即逝”，刻不容缓，使“可能性”一下变成了“必然性”。这种概念的连接和推演，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也是不可以想象的。难道科学的“假设、预测”可以不建立在事实和理论的依据上吗？
2、建立在科学“假设”阶段的“研究”，只能是极少数人在实验室进行研究。负责任的科学家不应该大肆宣扬和声张，因为它是不确定的东西。
3、纳巴罗先生处在高位，利用国际现行政策和策略环境来实施他的“假设的预测”，这种未雨绸缪有何可取之处？造成的精神恐慌和经济损失谁来负责？大家都记得“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真的狼来了，大家可能担心再上当，受蒙骗，而真正麻痹了，那才是真正危险和悲哀。
4、他在“假设”基础上的“预测：届时全球将有500万至1.5亿人被禽流感夺去性命”。 完全是伪科学惯用的手法。 这与“战争”恐吓有什么两样？只能是杞人忧天，令人心悸。
科学地、理性地应对禽流感事件，科学家应该负有首要的责任。世界已有相当的科学家对禽流感“变异恐慌论”提出质疑和反对。
三、“人感染禽流感”、“人禽流感”导致恐慌论
只要人际间未有发生禽流感的传播，就不能说“人感染禽流感”、“人禽流感”只能说“人携带禽流感病毒”，否则会造成极大的误解，产生不可挽回的科学、政治和经济危害。
1、“禽流感?人携带禽流感?人感染禽流感?人禽流感?人流感?死亡”之间是严格的科学名称，不能任意连接和推演。否则对人们的恐吓比“细菌战还细菌战”。
2、专家研究认为人的黏膜是天然的防疫禽流感病毒的屏障。我国医学专家认为：人是否直接感染禽流感，还不能确定。“人感染禽流感”“人禽流感”的提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人际间并未传播该病，既无科学理论根据又无事实根据。人流感与禽流感之间毕竟是不同种的病毒，尽管基因的结构存在相似的部分。
3、病毒“携带者”与“感染者”是完全不同的涵义科学名词，千万不能等同，更不能有任何有意无意的连接和推演，否则易造成对事件的曲解和歪曲。
因此，有专家认为目前死亡的65人中，只能是“携带者”，还不一定是“感染者”，是否有其它的死亡原因存在？值得深入研究。因为人际间没有明确的、典型的发生类似禽流感的传播，这是铁的事实。我国卫生部负责人，在西方记者一再追问“是否有人际间感染禽流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
4、任何动物都有它自身的特异性流感，如猪流感、牛流感、马流感等，动物间可能相互间携带病毒，但不是感染者，只是携带传播者。这是普遍的自然现象。正如日本发现苍蝇带禽流感病毒，但不能说“苍蝇感染禽流感，苍蝇流感，苍蝇该死”。
5、“人禽流感”说法，是一个科学性错误。如果真有类似大量病例，突变真正产生了，产生了质变，也只能另外命名为“X流感”，必须去掉“禽”字，“禽”字标签不能乱贴，否则就失去科学的严格界限。这是牵涉全球65亿人口的安康，683亿只家禽的生命安危的关键词，千万不要混淆和滥用。
6、人的免疫力也在增强，例如某地区，H9在人的血液中有24%出现阳性，但不发病，仍然很健康。同样家禽也会产生更好的自然免疫力，即抗力，如水禽的抗力较强。墨尔本大学的Peter Doherty教授指出：“目前整个亚洲H5N1、HPAI的发病率很高，但与家禽密切接触而感染的人数明显发病率在降低。现在的禽流感病毒不易传染给人类”。“ 越南的禽流感病例说明毒力在减弱”。
由此说明接触家禽的人对禽流感生产了一定的免疫力，获得了抗病性。这是家禽饲养者、加工 者和消费者的福音。
四、“恐慌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健康伤害
我国畜牧业占农业的总产值的40%，家禽占畜牧业产值的40%，占农业总产值的16%。家禽产业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1、我国现有142.32亿只家禽，在禽流感期间，产品无法正常上市，每天需要饮水、喂料和人工管理等等，近两年多来每只至少损失20元计，全国直接经济损失2840多亿元，是一个沉重的经济打击。
2、农民朋友的承受力虽然比过去强，但非常有限，我们许多养禽大户和公司已经彻底破产。虽然国家千方百计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补救措施，但由于我们是世界养禽第一大国，仍然是杯水车薪，农民朋友只有在心里流泪、淌血。例如：2005年因其影响失去了市场，新希望集团损失1亿元。草原兴发集团也因为失去市场，只好焚烧种鸡212.29万只,商品鸡426.35万只, 亏损3亿元。
3、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泰国、越南等的市场损失、健康威胁、精神伤害、经济损失等等无法估量，的确不亚于“一场战争”的损失。
五、调整家禽产业结构培育抗病品系根治“恐慌论”
运用传统遗传育种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培育家禽抗病品系，是根治“恐慌论”的一项战略措施。
1、我们育种工作者可以运用杂种遗传力的原理；应用“生态优选育种方案及双选育种法”和生物技术，从人工选择与自然选择中找到最佳结合点，培育抗禽流感病毒较强的家禽品系。
2、实现产业化经营管理必须处理好七大关系：良种是根本；防疫卫生是保障；饲养管理是条件；饲料营养是基础；销售市场是导向；产品加工是龙头；科学技术是关键。建立八大体系：育种制种、饲料加工、环境卫生、设施设备、产品加工、市场网络、动物福利、专家服务等体系。
3、大量扑杀家禽是无奈之举。禽流感病毒对家禽也是一个自然选择的因素，我们可以利用它选择出抗逆较强的抗病品系。建议今后应该尽量减少扑杀，即使要扑杀，应该适当缩小范围。
4、家禽是人类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是家禽养育了人类，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应该给家禽更广泛的生存权和为人类服务到底的权利－－奉献肉蛋的权利，不应该成为“无辜的牺牲者”。特别是要保护野生禽类，她们为人类创造了无法估量的生态经济效益。
5、吴常信院士提出：“禽道主义”，值得大家深思。国外有些国家为“家禽福利”立法。我国即将颁布的《畜牧法》也有相关内容。
六、千方百计恢复家禽市场水平化解“恐慌论”
1、虽然我们的媒体客观、公正、全面地提供了信息资料，但由于这些信息源的制造者故意设计的陷阱信息、虚假情况，变相指令、命令等等，严重伤害了消费者的信心，造成“恐禽心理”，市场严重下滑，生产者、加工者经济损失惨重，社会经济、生态经济损失无法估计。
2、禽肉禽蛋是人类健康廉价、全价的重要动物蛋白来源。我国三令五申，按防疫标准解除了个别地区封锁，实现禽产品合理流通。
3、人类有今天的智商，是因为食用了动物食品的结果。禽肉禽蛋约占人类动物蛋白来源的50%以上。历来禽肉、禽蛋是餐桌不可缺少的食品，而且是优质蛋白，又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是美容保健食品。如果人们因为种种莫须有的原因，不吃或少吃，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降低免疫力、智力，会引发更多的疾病和伤害，特别是对儿童的智力、老年人的健康遭受更大的伤害。
4、我国农业部长、卫生部长曾经带头当众吃鸡肉。我们要理解国家领导者的良苦用心，大家共同携手，吃爱国爱家爱自己的鸡肉鸡蛋，为国家分忧，度过该事件难关。在充分煮熟的情况下绝对安全，放心消费，否则我们是真正上当受骗了。
七、严格执行有关法制法规和措施遏制“恐慌论”
1、2005年10月29日我国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说：虽然我国已捕杀了13.8万只家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我国禽流感疫情防控存在三大困难,因此一些省份仍有发生疫情的可能。一是候鸟有三条迁徙路线经过我国；二是中国家禽饲养量大，为142.32亿只。占世界总量的20.83%；三是中国家禽饲养以散养为主，其中有60%的家禽为散养。我们现在已经达到80%的人工免疫覆盖率，完全可以实现100%的人工免疫，包括注射、喷雾、饮水、滴鼻等。
2、2005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防控高致病禽流感工作。我国政府已制定了应对禽流感的12条措施，包括中央安排20亿元，设立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基金；完善禽流感的预警机制；开展禽流感疫情监测；加强科技攻关和关键技术的储备研究；开展国际合作等等。
3、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大困难”可能变为中国三大特殊优势：许多专家认为候鸟抗病力最强，目前仍然未找到候鸟传播禽流感给家禽的直接证据，仅是推测。今年秋冬我们的候鸟区，如江苏、江西、云南等地区，并没有发生候鸟大批死亡的事件。很可能候鸟已经最先渡过了自然免疫禽流感的关口。关于我国饲养量大，其中散养量又很大，是好事。散养禽可以改成规范的标准放养，可以象欧共体一样对放养家禽立法。
4、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加强对禽流感疫苗的研究，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等国家指定单位生产质量合格的疫苗，试验免疫的有效率为100%。这是我国最强有力的应对禽流感的技术手段。
5、我们有完善的疫病防疫法规：如《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食品卫生法》以及《重大疫情应急条例》等等。
我们国家已经筑起了一道包括防禽流感在内的疫病防制“钢铁长城”。可以预料，我国家禽产业将有一个全新的发展。
作者注：★春阳写作组： 李 东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研究员）、吴建三（农业部动物检疫研究所 研究员）、甘孟侯、张 祺（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李授章（重庆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周大薇（四川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副教授）、潘 琦（江苏泰州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副教授）、张克刚（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副研究员）、陈印权（上海申浦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高级兽医师）、孙汉（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教授）、项可宁（湖南省畜牧研究所 研究员）、舒显理（北京市平谷区畜牧局 助理畜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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