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韩友文 · 发表于 2011-7-5 17:57:39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带你读懂中国社会

杨继绳：
职称：高级记者、教授，姓别：男，民族：汉，出生年月：1940年11月，籍贯湖北省浠水县，中国共产党员，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在新华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满，还保留一些诸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等一些空头衔，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三胡”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偿还文债，换取些许Money也是一个目的。

前言（1）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此，“和谐社会”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时期的社会主调，也成了各类媒体上出现最多的词汇。

　　然而，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但社会分化也带来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原来的各个社会群体都进行了激烈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如果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好，会使社会不和谐。

　　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

　　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研究他们的诉求，研究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研究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更要研究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

　　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阶层分析不是激化阶层矛盾和挑起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各阶层和谐相处、保证社会稳定的途径。

　　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劳动者都被称为农民阶级，城市里的职工都被称为工人阶级。当时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沿用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初期又把知识分子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中国就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了。这种概括既不能反映改革以前的现实情况，更不能反映改革以后的现实情况。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几十年，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最近几年，有的学者以职业的不同，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职业和阶层是密切相关的，但职业毕竟不等于阶层。所以，此论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对阶层的关注释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不仅仅是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社会整合方式也由行政整合逐渐向契约整合转变。中国不仅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也在转型。谁都不会否认，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和30多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众所周知，制度变革、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一定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这本书就是在制度变革、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的宏大背景下，一一分析和介绍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前后的变化。

　　承认社会分层就是承认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可能真正平等。但是，社会分层要研究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不平等，人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改变造成不平等的制度。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千百年不渝的理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1]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社会问题却更加令人忧虑，这是在80年代初没有预料到的。进入新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突出。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这里说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社会各阶层间的和谐问题。这正是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深层背景。

　　社会是否公正是决定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在一定道德体系下社会成员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称。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占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少负担，应当是均衡的。

　　经过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更显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韩友文 · 发表于 2011-7-5 17:58:08

前言（2）

　　社会不公的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如，私有企业主的兴起，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收入差距。对这一点人们是能够容忍的。社会不公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是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方面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忧虑。

　　中国的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这种路径是阻力最小、风险最小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得长时期内保持着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是财富重新分配和流动的过程。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权力资源，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也就是说，原来体制下“大锅饭”的掌勺者，在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有可能给自己和亲近的人的碗里多捞。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 “审批权力” 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行政权力为一批人创造了不正当的发财机会，利用这种不正当机会的暴发户，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员作回报。依靠贪官才能够暴发，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发户。贪官和暴发户是权力和金钱交媾生下的孪生兄弟。

　　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或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正。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还表现在不公平交易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市场准入的平等。既然市场参与者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只要他们具备条件，都应当有自主决策进入行业市场的平等机会，如果人为限制某些企业可以进入，或某些所有制经济成分可以进入，而另一些则不能进入，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市场准入不平等有国家政策造成的，有地区封锁造成的。在国家政策上，如果政府人为地制造行业垄断、市场垄断，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

　　第二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平等。企业经营必须有各种社会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经营权力、上市资格等等，企业应当以平等的身份，以同等的机会，通过公平交易和平等竞争得到这些资源。如果政府垄断这些资源，然后用行政权力进行分配，在分配中向某一些市场主体倾斜，这就造成企业间的机会不均等。

　　要落实这两个方面的平等，在项目上，必须有公开的、透明的招、投标；在银行贷款上，必须一视同仁；在土地方面必须公开招标。而今天的项目招、投标和土地招标，很多是有名无实。名为招标，实际是暗箱操作、幕后交易。有很多地方土地还是行政划拨，连招标的形式也没有。

　　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税赋。政府的税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一视同仁，税赋平等。前几年这个问题较为严重，今年有所改善。但还有不少不公正之处。如，各种非税费用太多、太杂，并且弹性很大，人为因素相当严重；减免税项目多，而且能否减免、减免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容易为执法者所用。

　　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环境。这包括公平的法律和公正的执法两个方面。当前，政策多于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的情况较为普遍。还有一些法律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当前执法不公是公平的法律环境的主要障碍之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比较严重。

　　在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上述四个方面的要求，出现了很多不公平交易和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韩友文 · 发表于 2011-7-5 17:58:50

前言（3）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最集中的还是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强调，中国改革深入的标志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公正问题突显以后，就可以看到邓小平这些话的现实意义。但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被搁置起来了。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强调“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政治报告中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且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但是，在实际推进上和上述承诺差距很大。人们期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找到通向社会公正之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因势利导，要积极地、稳步地前进。

　　社会阶层的研究应当属于社会学领域。我国当代的社会学家如袁方、陆学艺、李培林、李路路、李强、孙立平、朱光磊、戴建中，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中国社会分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写这本书时吸取了他们的智慧。但是，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也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改革前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阐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现状。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课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1998年年底，我出版了《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是从时间的纵轴上来分析改革2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现在献给读者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试图从各个阶层的横断面上来剖析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各个阶层的状况还不能说已经最后确定，这本书对各个社会群体的描述也是动态的。作为新闻记者，我尽可能用在采访中的经历和采访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当然，我还尽可能广泛采用了有关部门和学者的社会调查数据。

　　杨继绳

　　2010年5月于北京

韩友文 · 发表于 2011-7-5 17: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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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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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lzm_001 · 发表于 2011-7-5 21:41:53

韩老辛苦，谢谢和我们的分享

[励志/成功]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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