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扰乱行业的害群之马因为规模大全然无事，我们这些从没有出过安全丑闻的公司却因为没钱买检测设备而关门，这公平吗?”林勋愤怒地告诉《环球企业家》。
在过去的一个月，这位广东清远乐乐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感觉自己像坐在火山口上。林从事畜牧养殖业已超过12年，其工厂采用的是全球最为领先的牧草种植、奶牛饲养、鲜奶加工、鲜奶销售和果树及有机蔬菜一体化种植的全产业链模式。在丑闻频出的乳品行业，该公司以质量过硬著称，十余年来从未失手。但现在，这家公司却因一纸政令而面临关门之虞。
去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工信部及发改委联合出台《企业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条件审查细则(2010版)》和《企业生产乳制品许可条件审查细则 (2010版)》，要求所有乳制品企业须于2010年底前(后又延期到今年3月底前)重新申请获得生产许可证。自今年4月1日起，凡未通过重新核查的企业，一律停止生产和销售乳制品。该政策出台的初衷在于强制淘汰规模偏小的乳企，最大限度提高乳品行业集中度，以杜绝食品安全丑闻再现。
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林勋却无法让他的公司重新获得这一“身份证”。新政要求乳制品生产企业须配备相应检测设备，对食品添加剂、三聚氰胺等指标进行自检，且必须具备三聚氰胺、农药、重金属检验项目相关的检验设备及能力，且不得进行委托检验。以林的企业规模，至少需要投入300万元设备投资方可过关，而他却拿不出这笔钱。“我们年净利润只有30万元左右，这项设备投资相当于十年的净利润。”林勋对《环球企业家》说。
中投证券乳业研究报告称过关的乳企仅检测设备投资就需200万至1000万元不等，检验费用则需增加300万至400万元，只有营业收入在8000 万元以上的乳制品企业才具备类似的资金条件。四川菊乐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雪松透露其改造费用即高达1000万元，“这在行业内还算花费少的”。
林勋左右为难—要么等待低价被收购，要么屠宰其一手培育的数百头奶牛。两种做法均非上策。乐乐牧业并非个案，面临倒闭的中小乳业企业总数可能达数百 个之多。国家质检总局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全国1176家乳制品企业中，有643家通过了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107家企业停产整顿，426家企业 尚未通过审核，通过率仅54.68%。在云南、山西、辽宁等中小乳企聚集的省份其通过率仅30.4%、28.6%、28.6%。
中小型乳企会就此大面积死亡吗?这令中国奶协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冯艳秋备感震惊，“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加工企业没有通过，如果是少量、暂时的困难调剂一下就过去了，这个政策出手这么重，国家需要考虑整盘棋，不能想起来什么就干什么”。
生死关
杨凌晨光乳业是西安最大的巴氏奶生产企业，日处理鲜奶能力可达120吨，即使是在三聚氰胺事件重灾前后，该公司被抽检的各批次产品也都全部合格。但 现在，因无力承担上千万元的改造费用，杨凌晨光乳业总经理苏晓鹏坦言已停产数月。对于这次整顿，苏晓鹏认为试图改变目前乳业布局不合理、竞争混乱的政策出 发点没有问题，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致命的。“整顿所依据的国家标准、审核标准都是以大企业为模板，考察的主要是企业的硬件标准，而非最终产品质量，明显不利于中小企业。”苏晓鹏对《环球企业家》说。
“此次整顿是借助行政指令和政策性手段促使业内重新洗牌，资源和市场份额更多地流向大企业，寡头在加速形成，中国乳业格局将更加畸形。”前中国奶协 常务理事王丁棉对《环球企业家》说。王坦言这意味着更大的奶业危机。中投顾问研究总监张砚霖亦认为随着产业洗牌的继续，乳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寡头垄断 的格局也日益凸显。数字已预示了这一点：在643家过关的乳企中，仅蒙牛、伊利、光明、三元四巨头通过审核的子公司达到190家左右，约占全部过关企业的 30%。
畸形的产业政策导向令苏晓鹏心灰意冷，他坦言自己已决定彻底告别乳制品行业。“一个行业不以产品质量论英雄，而以钱多和规模大小人为抬高进入门槛， 让我们没有活路。”苏说。不少中小乳企即使侥幸通过，后续检测所需的资金更是望而生畏。即使硬撑着将检验检测设备弄齐全，还将面临更艰难的未来。两难之 下，不得不忍痛退出。“市场上的确有少数害群之马，但因此就让好企业被迫退市，这的确很悲哀。”西安市乳协秘书长王伟民对《环球企业家》说。
过关者的确不轻松。迈高乳业(青岛)有限公司是当地首批获得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的企业，但500万元硬件投资投入、百万元的月检测费用令迈高乳业副 总经理陈万勇心里并不轻松。为了通过审核，迈高投入总成本高达1200多万元。尽管该公司一年营业额超4亿元，但剧增的成本令闯关后的陈万勇无法释然。
以奶粉检测为例，新政要求每批均要强制性送检，但通常企业每批次生产多则十多吨，少则三五吨，每批次检测成本却高达1.8万元，而每吨利润通常不会 超过1000元。以往中小乳企没有自检能力可以送检，但现在除了要购买检测仪器之外，还要额外付出检测人员培训、仪器维护保养等运作成本。在王伟民看来， 每个企业均购置一套检测设备的做法过于偏激，政府质检等应该承担基本行政职能，如今均由企业自行承担，其做法亦明显欠妥。
中国奶业协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顾佳升亦对此前“乳制品工业发展要实现规模经济，突出起始规模”的整顿方向颇有微词。“这些政策并不符合基本的行 业特性，结果会把中小企业全都整死，还将堵死奶农合作兴办加工企业的正确发展方向。”顾对《环球企业家》说，其政策实质是“以企业规模和资金论英雄”、 “扶短不扶长”，这与乳品企业发展的“有多少牛奶、办多大的企业、做多大的市场”的基本原则相去甚远。
远忧
如此怪谬且不合常理的产业政策何以出台?顾佳升认为其根源乃是当局者忽视生奶的生产是整个奶业产业的基础，却深受“加工为中心”的视角局限。本世纪 初，以蒙牛、伊利为代表的基地型乳企凭借可延长保质期、高温灭菌的利乐包而摆脱了奶源运输半径劣势，兼以大量进口奶粉制作廉价还原奶，发展一日千里。奶业的繁荣幻象以及行业龙头的崛起给产业政策制定者以乳品工业不仅可以、而且必须高度集中的错觉。
此次许可证重核风波波及的乳企的共性在于规模小和只做区域性市场，其周边都拥有一定的奶源供应链，奶源生态良好，产品质量多有保证，但工厂关停会直 接影响到周边奶源销售问题。这些奶农离大企业一般而言距离较远，日产奶量又不多，均需耗费一天或行程一两百公里路程供奶，成本入不敷出，大批奶农很可能也 被迫需脱离养牛业。王丁棉预计，被清理出局的数百家企业可能会空出20%的市场空间和将近30%的奶源。“我最关心的是企业关闭后，奶农每天挤的奶交给谁。没有了奶牛，只剩几个超级车间有什么用?”中国奶协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冯艳秋说。
中小企业产品为了规避蒙牛、伊利等巨头竞争，多主打巴氏奶、酸牛奶等保质期较短的细分产品(内蒙古等主产区除外)，其产品结构代表着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中国80%都是常温奶，这在全球已是独一无二，成熟国家均以巴氏奶、低温奶为主。越来越多的中小乳企退市，畸形的消费环境可能还会恶化。”西安市乳协秘书长王伟民说。王透露在西安市，巴氏奶日消费量仅30吨左右，理想情况应该是200吨。
而且，此类中小乳企因规模偏小通常并不被各地政府所鼓励，且常给人以奶源控制不力的错觉，常温奶企却因规模大、纳税多而更受欢迎。“现在错以为愈大 愈安全，从产业的集中度来说，适度才好，越集中越失控越可怕。”顾佳升说。顾认为中小型乳企只要产品质量良好就应该扶持鼓励，中小型乳企的大量涌现不仅利于奶农，也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急功近利的管理者却不这么看，他们更爱贪大—不仅企业规模要大，单一牧场规模也要大。
王丁棉亦认为食品安全在于原料、品质与管理的控制和风险预防，而不在于企业数量的多少或规模的大小。“被砍掉的大部分都是黑榜上无名的中小型乳企，而上黑榜的大企业依然屹立不倒，这不是举刀砍错了对象?”王反问道。
事实上，全球单个乳品工厂以及奶牛养殖场规模均不大，国际巨头均是通过多层次合作形成的奶农合作社，由大量小工厂、小牧场聚集而成。但在中国则相 反，当新西兰奶农通过董事会决定各项重大决策时，中国的奶农还在为能否卖出牛奶、卖个好价钱、能否按时结算而头疼。在中国，乳业寡头涌现的最终结果并非奶 农获益，乳企与奶农并非共生共荣的关系，乃是弱肉强食、你多我少的恶性食物链，奶农处于食物链的最底层。零散的农户以及仅具初级形态的奶业合作社多数只能 解决销售难题，却无议价能力，自发生长的中小型乳企原本可能成为调和其间的脐带，如今却被粗暴剪断。随着中小型乳企的非正常死去，奶农们的生存环境并不会 更好，而可能更坏—要么因无人收奶而被迫杀牛，要么不得不忍受寡头们更加苛刻的收购盘剥。
“从国内乳业历次爆发的危机来看，最核心的问题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衡造成的奶农与奶企之间的紧张博弈关系。随着大量企业的非正常消失，一旦寡头成为格局，那才是乳业最危险的局面。”王丁棉说。
本文来源：环球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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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30 11: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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