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鸡蛋窥探晚清的政治之疾

曹锦萍

　　政府采购价也许都是贵的，从古到今好像莫不如此。譬如一个鸡蛋，光绪年间的市场价格是，一文钱可买三四个鸡蛋；而政府采购呢，却是价达30两一个。有好事者按照购买力计算出，光绪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70元人民币，也就是6000元才能买个鸡蛋，这不吓死人吗？但是，东西再贵皇帝也要吃啊，也吃得起，这好比说，五六十元一包的烟，某些领导一天也要抽两三包的，五六百元一瓶的酒，某些领导一餐也要喝半瓶一瓶的。只要是政府埋单，没有什么吃不起的。

　　光绪皇帝“日必食鸡子四枚”。四枚鸡蛋的政府采购价是多少呢？“御膳房开价至三十四两”。这价格当然是单价。每天单是吃鸡蛋，光绪皇帝耗费纳税人的税收就是20000多元。这么贵，光绪皇帝心里就喜滋滋的，能这样高消费的，天下有几？就他一个嘛。所以，他有一次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手里高举一只鸡蛋问他的老师翁同龢：“此种贵物，师傅亦尝食否？”让领导永远保持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是臣子的天职，所以这个翁同龢就回答说：“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

　　一个鸡蛋可以引发无数叹惋，鄙人不才，只有三叹。

　　一叹者，欺君之罪，素为死罪，然而欺君者何其多也，他们活得多么欢蹦乱跳！把欺君定罪，一定则定为死罪，想起来也不单是维护皇帝的“僧面佛面”吧。街头牛二都不容许有人骗他，何况皇帝？你骗起皇帝来了？杀！皇帝的面子自然也是要紧，但，这里还有国策大问题的。皇帝是常常要出国策来治国的，所有的国策出台，都必须源自真实，下面若是把情况乱报一气，那不害死人吗？亩产百来斤，放出卫星是十万斤，天下就会遭殃啊。所以，把欺君定为死罪，既关皇帝那块脸皮，更关百姓生死大事，自有其合理之处的。然而，历朝文武百官常常犯此大罪，却是一点事情也没有。一个鸡蛋，不足一文，大家却都齐心协力欺骗皇帝老子，不是什么罪也没有么？村骗乡，乡骗县……这骗不是没有法律管，统计都是立了法的，可是，谁以骗而定过罪，入过狱，吃过子弹？

　　二叹者，万千愚氓群众，千万社会精英，却无一个说真话的么？皇帝赤身裸体，穿行于街市，无数人都捧，可是终究有一个小孩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光绪问翁同龢吃不吃鸡蛋的时候，旁边还有许多人，那些人都捏着一把汗，生怕翁同龢说出了鸡蛋的真实价格。而翁同龢对着皇帝说假话后，这些以国家栋梁社会精英自命者个个都竖起大拇指，向老翁同志夸奖：“闻者咸服其善于辞令。”翁同龢是帝王师，职业使他很有“傲骨”，“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则拂然，常入报帝。”你跟我闹别扭，敢与我持“不同意见”，我到皇帝那里告状去，看你吃不了兜着走。从这里看，这个翁同龢是不怕得罪同志们的，可是一个鸡蛋干吗让他如此显示出一副“奴才相”呢？摆在翁同龢面前的不是一个鸡蛋，而是一块泰山磐石，那就是官场生态。一个“鸡蛋”怎么能够去碰“石头”呢？如果把“政府采购”中的腐败捅了出来，你就是潜规则的死敌，你就是众矢之的，你就没法在官场里混下去了。

　　三叹者，这改革、那改革，“虽千万人，吾往矣”，然而牵连到官场利益格局，有谁来改革修理？翁同龢比起那个“老不死”的慈禧太后来，算得上是个改革派。他当的是光绪“中心组”讲师团首席讲师，天天在旁边向光绪搞“一家讲坛”，向他灌输改革理论。他引荐了激进改革派的康有为给光绪，配合老康拿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起意再弄个大盛世，总之是信心满满，特想依靠改革来“中兴”一番的。然而，这个翁同龢对官场痼疾却根本就没想到也来改革一下。御膳房采购鸡蛋，价格高得离谱，翁同龢不知道这里的猫腻么？不知道这里的腐败么？可是这事情事关领导的“切身利益”。“领导利益无小事”，谁敢触犯？掀开这块遮羞布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容易是因为只要翁同龢说一句话，光绪成立专案组什么的，这腐败也许一查就查出来；说难当然也难，因为这里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历来的改革都是：造别人的反容易，造自己的反挺难；推进民间利益的改革容易，推进“官间”利益的改革特难。翁同龢看到了鸡蛋里的大腐败，但他想都没想从这里给清朝末世动手术刀，他之所谓“善于辞令”者，就是善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善于在官场里自保，善于替官场游戏规则打掩护。

　　一个鸡蛋里的腐败都铲除不了，清朝岂能不灭亡？

　　(摘自《暗权力》，刘诚龙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本文来源：舜网-济南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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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啊！！

fangningyun

自古以来皆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