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看“伪科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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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看“伪科学”之争----转帖科学时报
　　“伪科学”之争迁延多年，网上对骂者有之;诉诸公堂者有之。学术观点与人格、行政、司法纠缠在一起，斯文扫地，贻笑天下。近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正海发起学者签名，要求：
　　“恳请学术界彻底搞清'科学’的定义，恳请谨慎使用'伪科学’一词，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
　　结果引起了更为火爆的对抗，对这场已经不太像论战的“论战”进行冷静的思考，已经不可回避。
　　何为“伪科学”?
　　宋正海一方不承认“伪科学”一词的合理性，因此不能从这一方寻找“伪科学”的定义。
　　在另一方，对“伪科学”有各种定义，其中有的定义基于“造假”、“诈骗”，而这本质上涉及刑事犯罪，与“科学”与否无关。即使在“科学共同体内”，此类事件也屡屡见诸报端。
　　2006年12月21日，与“伪科学”相关的一个诉讼案中，方舟子败诉，审判公正与否，自可依司法程序申诉。但此案裁决的基点并非“伪科学”与否，而是“名誉权”。司法的基本功能在于界定、维护不同主体间的权、责、义务关系，而非裁决学术争端。此案表明，我们的司法系统也无意介入这个领域。
　　何为“科学”?
　　一些反对“伪科学”的朋友，往往以一些学科内获得主流学者公认的结果作为判断“伪科学”的依据。这其实是将具体学科的具体结论当做“科学”。
　　“逻辑加实证”，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它为今天大多数科学家遵循，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关心这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它对推动人类认识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换句话说，什么是科学，在学术界里本身就是一个处于探讨、争论中的问题。将“科学”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其实起源甚早。1561年出生的培根(《新工具》)、1632年出生的洛克(《人类理智论》)、1711年出生的休谟(《人类理智研究》)、1724年出生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都从不同角度探讨过人类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与科学问题。
　　一般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起源于1798年出生的社会学家孔德。穆勒、斯宾塞、马赫、阿芬那留斯、罗素及维也纳学派的众多学者均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列宁著名的《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就以马赫与阿芬那留斯为批判对象之一。
　　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逻辑实证主义受到广泛的质疑，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对“科学”本身进行了越来越深刻、严谨的分析。不要以为这只是哲学家们的游戏，它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反思。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理解》、拉卡托斯的《证明与反驳》、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劳丹的《进步及其问题》、塞拉斯的《科学、知觉与实在》……许多学者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即使在西方，逻辑实证主义也只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流派，并非被公认为最终真理。
　　评估这不同的学派，判别其得失优劣，不是本文的目的。希望指出的是：对这样一个争论激烈的学术领域，将其中的一种学说“定于一尊”，作为判定“科学”与“伪科学”的准则，恐怕过于轻率与自负。
　　在我们的历史上，儒学无疑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独尊儒术”的结果，一方面造就了大量的腐儒、酸儒、犬儒、陋儒、小人儒，使儒学日渐僵化;一方面压抑了其他学派，使大量宝贵的思想萌芽得不到发展的机会。逻辑学长期是我们的弱项。其实先秦时代的名家、墨家在逻辑领域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见解。“独尊儒术”使名家后继无人，墨家则演变成民间的游侠，而逻辑学的萌芽却枯萎了。
　　用行政权力将某个学说定于一尊，即使对被“尊”的学说也弊多利少。在“定于一尊”的地位上，外少了质疑批判的压力，内少了发展创新的动力。所吸引者，多是干禄逐利之徒;所排斥者，常为探索求真之士。长此以往，“显学”成了行政系统的饰品，而其作为“学说”的内涵却萎缩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古往今来，在各个文明中，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
　　行政权力与科学应当是什么关系?我们的“科学共同体”主要是由财政资金供养的，即是由社会公众的血汗钱供养的。行政系统理应引导“科学共同体”去解决社会面对的战略性、关键性科学问题。
　　2003年10月13日，何祚庥院士建议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在规划上应反对三种倾向：不起基础作用的所谓基础研究，没有应用价值的所谓的应用研究，缺乏开发前景的所谓开发研究。2006年12月2日，教育部部长周济批评高校不少科研项目“两头儿够不上”：上不着天，与科学前沿发展水平相距甚远;下不着地，与社会的实际需求关系不大。
　　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科学共同体”对社会的责任感水平，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行政系统对“科学共同体”的引导水平。
　　可见，对科学而言，行政系统的主要作用在于利用手里的公共资金，引导“科学共同体”去解决社会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而非介入不同学派间的争论，更不应成为学术争论的裁决者。因此，“伪科学”一词也不应出现在行政性文件之中。
　　“科学共同体”
　　现代科学学科林立、知识浩繁，即使以学术为业者，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也难有判断力。于是，“科学共同体”就成了许多朋友不得不依赖的“判据”。最常见的“判据”有两类：其一，相关专业权威学者的表态;其二，是否在相关专业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
　　这类判据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假设之上：
　　“科学共同体”具有判断真理的能力，同时是价值中立的，不会因非学术因素而影响其态度。
　　“科学共同体”主要由职业科学家组成，无数教材和文学作品将职业科学家描绘为矢志求真、不食人间烟火的贤哲。这些年屡屡见诸报端的学术不端行为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幻觉。翻检科学史，可以发现这并非“中国特色”。不过过去二十多年，权力崇拜、金钱崇拜让我们的职业科学家“职业”色彩益浓而“科学家”色彩益淡而已。问题的根源不全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比较一下黄禹锡案与陈进案的处理过程就明白了。
　　依赖“科学共同体”本质上是依赖权威，而权威真正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分配资源，而非裁决学术。无数历史上和眼前的案例告诉我们，人们追逐“权威”地位，其真实目标瞄准的还是资源。由“科学共同体”判定何为“伪科学”，其后果难免导致“学术霸权”。
　　漫漫求知路
　　一定会有朋友焦躁地问：这也不当、那也不妥，那我们到底应如何判断何为“伪科学”?
　　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主体，或一组能被某个主体掌握的准则，我们可以依赖它裁决学术观点的真伪。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一组准则就是绝对真理，掌握这一组准则的主体就拥有学术领域中的最终裁决权，可以扮演“科学警察”的角色。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史上，试图扮演这种角色的人物络绎不绝，被当做绝对真理的学说层出不穷，但哪一个逃脱了出乖露丑的命运?
　　与浩瀚无尽的大自然相比，人类不过是短暂而渺小的存在。对人类而言，求知之道实在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面对“如何求知”这一问题，更需“上下而求索”。回顾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我们犯过无数幼稚的错误，在这些错误的背后又不乏极富启发性的洞见。在精神领域，我们一直是在踉踉跄跄的试错过程中曲折前行。每当我们建立起一座理论大厦，自以为可以凭此终结探索时，更为深刻、尖锐的矛盾就暴露在我们面前;每当我们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时，实践总告诉我们，在这力量成为人类工具的同时，人类也成了这力量的俘虏。
　　牛顿一生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他在临死前说：我不过是个孩子，有幸在沙滩上捡到几个漂亮的贝壳。与其说这是牛顿的谦虚，不如说这是牛顿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感悟。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能随时提醒我们保持谦逊而开放的心态。对任何一种学说既不轻易否定，也不轻易肯定。许多假说将会长期处于既未被认可又未被排斥的状态，直到出现了能改变多数学者观点的事件。一个假说即使已被多数学者否定，也未必不会在新的证据下以新的形态复活，反之亦然。
　　由此，我们需要一个宽容的氛围，无论在学术界内还是在社会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任何学说、观点，赞同或否定都应基于自己的研究与理解。对自己没有研究的东西，比较明智的态度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没什么好丢脸的，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我们谁又比牛顿更“牛”?
　　开放的心态要求我们避免基于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据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作出判决。比如，若某人的研究成果明显违背某条众所周知的物理定律。合理的做法，首先是检验他的实验结果是否可信，如果实验结果可信，还应检验现有的理论能否解释其实验结果，如果还无法解释，或许我们就走到了现有理论的边界，面临库恩所称的“科学革命”。
　　又如，若某人的理论体系不符合大家习惯的逻辑，或许应分析他的理论中各个概念、公理间的逻辑关系，它是否隐含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表面上，牛顿和爱因斯坦都在谈论时间、空间、质量、能量，但这同样的术语在两个理论中其实对应着不同的概念，两个理论本质上是以不同的概念体系为物理世界做的不同模型。所以库恩指出：“从牛顿力学过渡到爱因斯坦力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科学革命是概念的变位，科学家就是通过这种概念来观察这世界的。”
　　然而学术争论应局限于学术范围之内，局限于争论的论题。超出论题，将辩论转移到对方的身份上，或者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乃至构陷，那不是学术之争，而是讼师、政客的把戏。有人不惮其烦，考证宋正海邮件上150位签名者的身份，有人挖苦方舟子是“三无人员”，这于论题论点何干?除了煽动非理性的情绪对立，又能为学术争论提供什么论据?
　　史学家发现，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在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皇帝老儿的话是“金口玉言”，质疑不得，而升斗小民的话则不足为凭。所以刘备一定要标榜自己有皇族血统，而诸葛亮难免被对手骂为“山野村夫”。喊了上百年的现代化，我们的学术辩论中依然彰显着鲜明的“身份社会”遗产，不亦悲乎?
　　学术之争在于求真，而非取胜，因而无所谓胜负;讼师、政客之争在于取胜，而非求真，因而无所谓真相。讼师、政客之争缘于其职业需要，缘于巨大的世俗利益，因此为了取胜，不择手段。诡辩术是讼师、政客的基本功，然而它却不能引导我们探求真相。
　　关于“伪科学”的争辩启示我们，科学普及事实上有两条战线：对广大社会公众，普及的重点或许是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对以科学为业者、对科学事业的管理者，普及的重点应是对科学的理解，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很多科学家本能地拒斥哲学，却往往成为某种粗糙哲学的信仰者、践行者，不过他自己意识不到罢了。
　　至于附着在“伪科学”争上的另一类主题：“欺诈”、“作假”、“学术不端行为”，涉及的是良知、道德、司法，与“科学”与否无关，也就谈不上什么“伪科学”了。从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看，我们的科研资源绝大多数被“科学共同体”的职业科学家们使用。涉及科学判断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绝大多数也是咨询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欺诈”、“作假”、“学术不端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度远大于体制外零散的“民科”们，简直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因而，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的重点，其实应在“科学共同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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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要辩证的看待不能太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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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何为“伪科学”？

叶赫娜兰.孤城

提前提个醒啊。

在山东板块，有理说理，有事说事，一时激动要骂人的，我可不会删除----直接打标签，并且分析骂人的原因，到底为什么着急，然后，让天下人看了。

为了自己，请自觉。

不针对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只是对自己的版块负责。

如果下面哪位老大撞到枪口上了，我提前抱歉，说声对不起了。

叶赫娜兰.孤城 于 2010-8-2 20:27 补充以下内容

欢迎发言，有理说理。

魏树堂

科学。科学。首先是“科”，然后才是“学”。所以科学的定义应该是：哪一科的学问。
  个人理解。
  有“伪科”吗？

叶赫娜兰.孤城

有的。

还有“不”科呢----如果没有不科，哪来的“不科学”这个称呼呢？

比如，数学就不是科学，不就可以看做“不科”的一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