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消失?
深圳市召开全市就业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会上说,“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农民工”的第二代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广州日报》7月6日)
“农民工”消失不是概念游戏
我想,“农民工”不仅仅是一个称谓,也是一个精神概念,一个权利概念,倘若这个为国家建设不惜血汗的劳工群体,在日趋繁华的国家中仍旧没有一个精神归宿,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权利待遇的机会,“农民工”群体就根本谈不上消失,毕竟这个词语背后的辛酸不仅是物质性差距的结果,更是缺乏平等的公民待遇、缺乏足够的公民权利救济的精神落差。想告别“农民工”,必须在权利视角下将进城务工的农民与城市人加以合理拉平,而绝非给“农民工”穿上T恤、牛仔裤,留上时尚的发型,就可以宣告这个群体的消失。 □张军兴
“农民工”的“身份世袭制”更应消失
“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对“农民工”的歧视是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的延伸、再生。城市中不仅已经形成“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二重社会,而且,身份制的世袭效应已经出现:城乡迁移者的孩子们普遍被贴上了农民的身份标签,他们在城市中被称为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弟,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相关的城市公共政策。
在“农民工”的社会类别概念被不断强化、延伸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特殊身份也一再地被社会和他们自己确认,有关他们的制度设置也得以维持。从这个意义上,只有把问题视作城乡迁移者如何获得公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农民工”的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同样如此。也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达到真正的“农民工”概念消失的彼岸,而要做到这点,警惕歧视性身份制度在城市的蔓延和消除“农民工”的“身份世袭制”现象就是必须。 □朱四倍
“二代农民工”或成城市隐痛
第一代“农民工”从乡下来到城里,虽然说做的是城里人不愿做的事,拿的是城里人不想拿的薪水,但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很满足。因为,城市再差,也总比他们生活的乡村好;城市的薪水再低,也比他们种田收入高。由于起点过低,他们对城市的冀望其实并不高。而一旦城市给了他们一滴水,他们则会当成是一条河,从而会回报给一片海。故而说,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城市大多有着感恩心理,即使城市没有接纳他们,但在他们心中却早已经接纳了城市。
然而,当“农民工”发展到第二代时,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对于“二代农民工”来说,父辈曾经生活的乡村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遥远,他们从小在城市里生活,早已认为城里的月亮比村里的圆。由于经历的不同,他们对于城市有着更多的梦想,他们渴望城市认可,他们迷恋城市生活,然而,由于父辈提供的起点较低,他们很难得到与城里同龄人一样的生活。
且以住房为例,第一代“农民工”能拥有一个鸽子窝就已经是奢想。然而,“二代农民工”不同,他们渴望拥有与城里同龄人一样的生活,但以他们的收入,终其一生却也很难在城市拥有一套住房。这一边,他们不想回到农村生活;另一边,他们又不可能真正拥有城市生活,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极有可能为城市的未来埋下隐患。此时,我们不禁要问,包括深圳在内,对“二代农民工”的未来需求准备好了吗? □毛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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