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该不该出手救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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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崩盘，近日猪市又大跌，中国的老百姓是不是挖了上帝的祖坟，以至要承受这么多苦难？
　　本老倌综合各方面的信息，近日生猪价格急剧下跌，辽宁山东等省部分地区已跌至五元以下，养猪成本高于北方的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也快跌破五元。小猪价格下跌幅度更加惨烈，断奶猪从每头400至600元跌至现在的100至200元。今年价格较为稳定的西南地区，先是湖南等地生猪输入贵阳等地，近日江西湖南广西的生猪竟输入地处边缘的云南昆明，使其价格也急剧下滑。不少猪农朋友纷纷猜测：政府目前准备动用数千亿资金出手救不能当饭吃的股票，会不会也用点小钱出手救一救与民生息息相关猪市呢？本老倌虽不敢断言，但也不妨在此胡乱猜测一番。
　　　　　　　现在侈谈救猪市可能为时倘早
　　本老倌认为，现在希冀政府救猪市为时倘早。首先猪农的地位就不可与股民攀比，因为股民以城里人居多，与决策者距离较为贴近，容易上达天听。且股民多为文化人，甚至不乏社会精英，话语权和能量猪农万难企及。而我们猪农算什么？一群任人宰割的愚民而已。
　　第二猪市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远远不可与股市相提并论，股市一垮，融资功能一丧失，国企民企怎么能迅速扩张？而现在无论国企民企，无不与既得利益集团息息相关，甚而至于有“官企”“官商”之谓。但是猪价下降，无非是猪农破产，不就几个愚民吗，自杀喝农药自请你自便。
　　第三养猪业兴衰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和很直接，全国取消生猪屠宰税后更是如此，对政府来说损失的也就是检验检疫费用和市埸管理费用及经营营业税一类的小钱。直接影响的只是消费群体特别是既无钱又没有社会话语权的困难群体。
　　　　　　　　　　何时可能救猪市
　　现在不救不等于永远不救，哪么何时可救？历史不可以复制，但是可以借鉴。限于篇幅，本老倌不可扯得太远，只是暂以上一轮牛市转换为例。
　　2003--2004年猪价牛市，从2003年下半年启动，2004年二季度开始达到最高峰；到2005年上半年猪市疲态已现，可这时各地政府还在号召“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拨付贫困地区的“扶贫”款，很大一部分不是直接发到扶贫对象手里，而是以“造血”名义统一购买母猪发放农户。当权者这样做理由十分充足，一是“输血”（直接发放）怕老百姓不会致富因而扶贫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怕老百姓不想致富把款项挥霍掉。第三个理由是不可以公开的，这就是经手官员在采购过程中可以用各种手段谋取个人利益。本老倌就曾有拒绝官方采购种猪要求回扣并多具收据的行为（超过价款一倍！本老倌揣测多开收据是单位的收入，回扣款是经手人的油水。），因此错过了生意的经历。
　　2005年十月中旬猪价急剧下跌，（比这次剧跌稍晚一个月）猪农已经惊慌失措，可见睹报端的却是整版的某地“生猪生产大飞跃”养猪农民如何富裕得流油；某养猪企业如何蒸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云云。人们心安理得喜气洋洋地享受着社会主义优越性提供的低价猪肉，当政者为他们的政绩踌躇满志举杯相庆。
　　有经验的养猪农民都明白寒冬过后是春天，低潮完了是高潮的道理。但是到2006年上半年，因受长期盘剥而底子薄弱的猪农怎么也抗不住了，因猪市低迷银行为避险基本关闭了向猪农发放贷款的大门，不少中小猪埸在借贷无望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倒闭。本老倌所在地仔猪十元五元一头无人要，致使母猪的大规模宰杀进一步冲击猪肉市埸；少数地方已经不到两斤大米一斤猪，本老倌一个朋友到贵州某地收购生猪，农民流泪恳求：“求求你收我的猪，我被政府害惨了”。一直到2006年下半年，才看到畜牧业类报纸上说农民卖猪难，猪农亏损严重的报道，这时不少猪农早已趴下了。不过此时由于出栏数量的逐渐减少，猪价已开始小幅回升。
　　低价惯性延续到2007年四月份，上年母猪大量宰杀的后果显现，商品短缺使生猪价格五六月份达到第一波高峰。这时已经因肉价猛涨而民怨沸腾，终于引起高层重视。猪农首先迎来的是商务部的“大棒”政策，第一棒所谓的“储备肉”空城计当然对猪农起不了多大威胁作用，而“进口肉”烟幕弹刚一打出，国际市埸猪肉期货价应声而涨。五月二十六日温总理亲临陕西猪埸考察，“吃得起肉”和“能赚到钱”的承诺让猪农吃了一颗定心丸。此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政府强力出手“救市”，既有规模养殖埸的防疫设施改造资金，也有普惠的母猪补贴政策，既有“养猪大县奖励”资金，也有“新建猪埸扶持”款项，既有肉食龙头加工企业的支持项目，也有“活大猪储备基地”的大量投入。
　　国家大量的投入让农民晕头转向，加上政府承诺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把母猪补贴从原来的每头五十元提高整整一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农民有的几乎是倾其所有把积攒和借贷的所有资金投入到养猪生产。因此，不管补贴的作用如何
　　现在猪价跌下来了，大部分地区已跌到成本线以下，加上政府的承诺迟迟不能兑现，“扶持力度”非但不见“加大”，就连母猪补贴也消声匿迹了。（去年八九月已基本发放到位，今年此时倘无动静）
　　我们从政府此前多轮猪灾的做为和现实情况（经济下滑政府无遐顾及）分析，政府救猪市还“不到火候”。
　　不过和此前多次猪灾相比，这次官方已较早发现了猪灾苗头，前不久农业部畜牧司长王智才曾指出“目前影响后期生猪生产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些苗头问题已经显现，能繁母猪增长过快，预计明年上半年生猪出栏增加较多，在春节消费高峰过后，价格有可能明显下降，如不采取措施，将可能引发新一轮市场波动，不利于猪肉生产的稳定供应。 ”一个月前广东畜牧部门也曾就宰杀母猪问题进行过调查，虽然结论是“倘未发生母猪大量宰杀”，但是毕竟比起前几轮猪灾官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有了很大进步。据以上事实和我们政府行政效率来判断，政府救市应该不会在又一轮猪农大量破产之后，可能在猪农破产前期出手。
　　　　　　　　　　　猪市很难救
　　猪市不比股市，一旦启动救市就能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其滞后效应需要整整一个养殖周期。哪么上一轮救市为什么仅一年时间，这猪市就要出现新一轮猪灾呢？
　　本老倌认为：第一，这一轮养猪高峰并非完全归功于救市措施调动的结果，市埸是主要因素。去年如此高的猪价和其它行业比虽算不上暴利，但和钱难得见面的农民一生又有几次这样和钱亲密接触的机会呢？第二，目前“供过于求”的的局面只是表象，不是商品多了，而是前面所述人们没钱消费了。第三，如果按常规推算，“救市生猪”上市高峰应在2009年二季度开始。救市行动不到一年即收如此奇效？只能说明在政府上一轮救市前，在市埸推动下养猪量也已经在自然增加。
　　如要客观评价去年这一轮救市的效果，本老倌甚至认为这一轮救市救出的是一个怪胎。（我这样说也许朋友们会指责老猪倌良心大大的坏了，你不是也欣然受惠了么？请朋友们原谅，如果我不接受就不能与同行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除非本老倌退出本行，不然只能是死路一条啊！）从既有重点扶持又有普惠原则的救市行动来看，本老倌怪胎说似乎毫无道理，但洞察现实的朋友们一定会有同感。只是各地区行政能力和政治清浊有很大差别，所以影响程度不完全一致而已。
　　首先，上一轮救市违背了公平原则，造成养猪者实际成本的较大差异。特别是新建猪埸扶持政策，部分公关大腕实际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出资，完全靠扶持运行。这种吃政策饭的猪埸我在前面的博文中把它形容成股市中的“大非”，其对市埸的平衡破坏作用不可低估。试想普通猪埸如何去与几乎是“零成本”的“大非”去竞争呢？
　　在对原有规模猪埸的设施改造投入来看，政府的本意是引导养猪业调整结构，支持规模养猪埸发展以稳定供应。但实际操作中不公平的现象不乏其例，以至引起不少地区猪农告状上访事件。有些“养猪大县奖励基金”不得不做为平息猪农不满的“平衡器”予以发放，大大削弱了项目资金应该发挥的作用。
　　母猪补贴看起来是抓住了问题的源头，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农兄弟又有多少是经济学家懂市埸平衡理论？谁能给他们提供资讯指导？盲目发展埋下又一轮猪灾的隐患看起来不可避免，目前仔猪价下跌猛于肉猪价就是明证。
　　唉，这猪市可真不容易救啊！
　　　　　　　　　猪市最容易救？
　　其实如果是完全的市埸经济，自有它自身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根本谈不上救与不救的问题。不幸我们的市埸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市埸，而是受严格调控的“市埸”。猪价高了，民众有怨气，政府要调控；猪价低了，政府为保障供应，不得不要“救市”。只是政府了解渠道有近有远出手的速度有快有慢，猪价一高就能迅速察觉立即出手，低了非得等猪农信心完全崩溃，母猪杀得差不多了才会察觉和出手救市。中国农民众多且又大多贫穷，他们就业选择机会不多，所以给点阳光就灿烂，出手救市听到雷声用不着见到雨点就会迅速反应，所以救市的短期效果往往惊人。上一轮救市政府投入并未完全到位，有些地区的部分项目根本倘未发放，猪市就将出现供过于求的苗头就足可证明。
　　但本老倌窃以为，要达到“救市”的长期效果，恐怕不是政府资金投入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可能首先要从解决猪农的市埸地位入手。
　　生猪集中屠宰后猪农完全丧失了价格主导权，以至不是货源极度馈乏的情况下，生猪市埸都由买方市埸垄断。
　　在每一个猪价涨跌周期中，销售商都是最大的赢家，输得最惨的都是猪农，其次才是消费者。生猪下降通道期，肉价却长期不降或降幅甚微。货源一紧，销售环节第一时间受到媒体关注，（因为媒体往往是通过集贸市埸来观察整个市埸状况的，在风气浮躁的当今，有谁去深入生产的基础环节呢？）其实销售商在任何周期中何曾有过亏损？反而波动越频繁他们越欢迎，因为每一轮变化中他们获利最丰。货源稍有松动，销售商就狠心砍价，猪农就将受害，但猪农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实际状况不易为社会了解。
　　降猪价不降肉价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就是降低消费，这样就影响消费量，消费量降低又引起生猪积压增量，这样周而复始，生猪市埸怎么能不波动频繁而剧烈呢？在这种市埸环境中猪农怎么能不受损严重呢？消费者怎么能享用到合理价值的商品呢？
　　改变重商轻农的观念，变革市埸规则，平衡相关产业链条中各方的利益，营造一个比较公平和宽松的市埸环境，相较于政府财政投入救市，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政府财政投入救市有没有必要呢？如果是以突击性救市为目的，除了对生猪市埸引起新的不平衡，确实乏善可陈。要建立有效的长期机制，不是可不可为，而是愿不愿为的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已纳入到世界WTO体系，而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大规模补贴农业。中国农业（当然包括畜牧业）长期处于被盘剥的地位，因此基础比国外差距更大。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自给完全靠高压和农民人口众多来维系，把农民放到这样的大环境中来与世界竞争，其风险不言自明。几年内中国大豆生产被压垮，70%的进口依赖造成定价权丧失，受制于人的事实即可充分证明。近来风传和现实，国际资本虎视眈眈中国的养猪业，难道我们还要把生猪肉食市埸像大豆油料市埸哪样拱手让人吗？
　　如此即中国的养猪业不但需要补贴，而且需要力度更大的补贴。但我们不能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必须特别注意两点，第一是公平原则，第二是不要再培育市埸怪胎。如何操作国家管理者和专家早就成竹在胸，关健是能不能放弃一已之私的问题。
　　本老倌虽年老体衰四肢算不得发达，但头脑依然简单如初，愚见只要象粮食直补哪样直接发放猪农手中，既可防止复杂环节中的流失，又能做到大致公平。如果发放依据以检疫部门肥猪出栏的专用检疫票据为准，能避免的弊端除了前述，还有两大利好，即第一能确保食品安全，第二避免重复补贴（比如卖小猪补一次，卖中猪又补一次之类）。如果从本老倌的简单思维模式来看，这猪市也不是很难救。
　　　　　老猪倌
    20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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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

如果直补就会少了很多寻租空间。官员可不是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