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农丰收不卖粮，价格体制危及"天下粮仓"

和兴

编者按：2008年，是中国的夏粮实现丰收的一年。然而，在这个丰收年里，不少国有性质的储备粮库却收购不上来粮食，这直接威胁到下一年的粮食储备安全以及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掌控。

　　记者调查发现，导致国库收粮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规定的用于防备“谷贱伤农”的粮库“托市价格”低于目前市场价格，农民不愿卖粮。在基层粮库束手无策之时，外资乘虚而入。

　　一些国有性质粮库为了完成储粮任务、获取国家的各项补贴收入，不得不暗中提高收购价。而另一些“胆子小”的国有性质粮库只能自筹资金，按市场价收购商品粮，日后再想办法还贷。

　　在这些扭曲的粮食收购行为背后，凸现的是中国粮食价格体制改革道路的艰难坎坷。

　　一线调查

　　粮食收购价格难执行 国有粮库收粮锐减

　　2008年，被认为是一个丰收的年份，中国的夏粮（主要指小麦）实现连续第五年增产，国家粮食局预测将有望达到1.12亿吨，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首次。

　　但基层国家粮食储备库的负责人于鸿运却感到颇为沮丧，在于的眼里，往年红火的夏粮收购场面并没有如期出现，他管辖的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国储粮库的粮食收购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面临同样境况的不止是泊头国家粮食储备库，还有河北、山东等产粮大省境内众多已启动了夏粮收购的中央储备粮直属库以及省市级国家粮食储备库。

　　这些粮库引不来农民交粮的原因大致相同：国家收购价比市场价低廉。

　　尽管如此，大部分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以及中央储备粮直属库的负责人，却几乎一致地坚持：要“严格执行国家收购预案”价格。

　　让人担心的是，一旦错过了时机，粮源不足可能会导致明年粮食市场出现波动，甚至会因粮食储备不足而削弱国家对粮食市场的掌控力。

　　为什么这些国有粮库不提高收购价格？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和兴

丰收粮农不卖粮

　　“要我说，小麦的价格应该达到每斤2元钱才算比较合理。”7月3日，山东德州宁津县的一位农民对记者说，各种生产成本的大肆上涨已经让农民们难以承受，对农民来说，种地的收益在急剧下滑，国家的最低收购价距离他们的心理预期相差太远。

　　在国际粮价大涨，粮食危机显现的背景下，国内的粮食市场价格虽然表面上显得“波澜不惊”，但仍然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上升通道。

　　据了解，现在河北、山东等地小麦的市场价格已经达到0.82元/斤以上（5月份，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已接近1元/斤），远高于国家规定的2008年小麦最低收购价0.77元/斤(以三级白麦为标准)，按照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的各大粮库对农民显然没有多少吸引力。

　　在记者走访的河北、山东各地，农民们给记者计算出的成本收益变化大同小异，“现在柴油、化肥的价格涨得太厉害了。拿化肥‘二胺’来说，年初的时候140多元一袋，现在已经涨到了260多元一袋。油价上涨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现在浇地要每亩20多元，收割每亩60元。” 一位农民给记者计算，抛开人工费用，从种到收，今年种植小麦的每亩成本已经达到600元，如果按照亩产1000斤小麦，售价0.77元/斤计算，每亩小麦的纯收入只剩150元左右，而这个数字在2007年还是将近400元。

　　从河北省沧州南皮县寨子乡农民张贵军的述说中记者了解到，他种植小麦的所有收入都需要投入到玉米种植中，而所有的土地收益就只剩下秋天收获的玉米，按照亩产1000斤以及现在玉米价格0.85元/斤的价格计算，他全年从土地中所获得的总收入不过3400元，种地对他来说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也就是为自己种口吃的。”他这样说。

　　但生产资料的上涨以及国际粮价的飙升显然使得农民们意识到了什么，“所有东西都涨价了，为什么就粮食不涨？”

　　沧州泊头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于鸿运这样解释农民们的心理变化，“老百姓对国家的政策越来越明白，每天看电视听广播，中央总在说保护农民利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所以大家不慌，肯定不会出现卖粮难的问题。每天电视上都说国际油价在涨，国际粮价在涨，老百姓就会觉得国际上的价格涨，国内的粮价也应该上涨。”

和兴

在于鸿运看来，这种成本推动型的粮价上涨预期已经普遍形成，“平心而论，现在的粮价并不高，只是高于‘托市价’而已。而之前国家给与农民的粮食直补，在经过这一轮的生产资料上涨之后早已经显得杯水车薪。”

　　于提到的“托市”正是现阶段各中储粮直属库和省市国家粮食储备库正在实行的收购政策，它来源于2008年5月21日实施的《2008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以下简称《预案》），国家的“托市价” 为，以国标三等小麦为标准品，白麦每市斤0.77元，红麦、混合麦每市斤0.72元。

　　记者了解到，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连年丰收，2004年到2006年，三年内粮食累计增产1335亿斤，粮价下跌，为避免谷贱伤农，国家决定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预案，也就是“托市收购”政策。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国有粮库须按照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和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金统一由农发行提供给粮库。   

　　“目前市场价0.82元/斤已经高出托市价0.77元/斤。”于鸿运认为，“托市收购”几乎行不通了，“要想给农民带来实惠，粮食收购价必须上涨”。

　　记者发现，另一个导致“托市收购”遭遇尴尬的因素是，通过前两年的托市收购集中卖粮，农民家里几乎都已经没有陈粮，农民们普遍把今年的收成存下来自留。种了5亩地的南皮县寨子乡农民张全富就把新收获的4000多斤小麦堆在了自家东屋，他今年没有卖粮的打算。

　　“一旦每家每户都开始储存粮食的话，整体的粮食供应肯定会大幅度减少，因为粮食本来就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河北南皮县粮食局副局长邵文新对记者说。

　　不仅是中储粮库和国储粮库收不上粮食，私人粮库也粮源紧缺。

　　7月3日，在山东德州宁津县的张大庄乡，当地有名的粮食市场，记者看到，这里将近20家私人粮仓沿着马路排在两侧，他们有着统一样式的二层白色办公楼，院落当中或大或小的粮囤用防雨布罩着。记者看到，来卖粮的粮贩（现在普遍叫他们经纪人）寥寥可数，且送来的多为玉米。

和兴

国有粮库的收粮比例大大降低

　　于鸿运告诉记者，中储粮北京分公司的人也认为最低收购价不调整，今年的托市等于没启动。但是，中储粮北京分公司目前也在“雷打不动”地执行上述价格政策。

　　7月1日，中央储备粮河北某直属库的近20个白色仓库静静地躺在闷热的空气中，库区冷冷清清，库门紧锁，看不到往年热热闹闹前来卖粮的农民和粮贩。

　　下午3点，粮库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传达了中储粮北京分公司关于做好今年夏粮收购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提高工作认识，加强托市收购宣传，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执行预案……本着对农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做好托市收购工作。”

　　不过，该粮库的李主任向记者坦陈，今年的托市收购政策很难执行，除了市场价格已经高出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之外，当地在小麦的收获期（主要是6月13日至 6月19日期间），遭受连续降雨，导致部分小麦生芽、发霉，影响了小麦的质量，“这是多年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而国家的托市收购对粮食的质量是有严格要求的，某等级的粮食就只能执行其相应的收购价，所以两方面的不利因素使得李主任在执行《预案》时遭遇“收粮难”。

　　“我们已经把相关的情况向上级反映了，但现在看来，仍然要我们严格执行最低收购价。我们毕竟是中央直属库，不可越雷池半步。”李主任说。

　　根据《预案》，在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6个小麦主产区的中央储备直属库都必须严格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价格体系。

　　但是，和前两年中储粮直属库以及国家粮食储备库大量收购、存储新上市的小麦不同，到目前为止，进入流通环节的小麦主要是通过私人粮商送达面粉加工企业的仓库里。

　　“德州地区到现在为止已经收购了十几万吨小麦，比去年同期的收购量略有减少，但其中大部分是被加工企业收购的，国有粮库占的比例大大降低。”德州市粮食局调控科王健民科长对记者说。

和兴

“托市收购”背后的利益

　　据记者了解，托市收购普遍受到各级粮库的青睐，因为这其中隐藏着一项“旱涝保收”的诱人收入。

　　业内分析人士介绍，根据今年国家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规定， “中储粮公司委托的收储库点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所需贷款，由所在地中储粮直属企业统一向农业发展银行承贷，并根据小麦收购情况及时付给委托收购库点，保证收购需要。”

　　对于没有中储粮直属企业的地区，为保证收购需要，“可暂由中储粮分公司指定具有农发行贷款资格、资质较好的收储企业承贷。农业发展银行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和合理收购费用及时足额供应。收购费用为每市斤2.5分，由中储粮总公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包干使用。”

　　由此可见，托市收购所需的资金由农发行提供贷款，同时国家财政提供相应的收购费用，全部所需费用都通过农发行拨付到粮库。

　　事实上，每斤托市收购粮除了2.5分的收购费用外，国家还向收储库点支付3.5分的保管费，以及0.05分的监管费用。算下来，每斤托市收购粮能得到将近 7分钱的国家财政补贴，这对各个粮库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收入。而且，极具诱惑力。据业内人士透露，承担托市收购的粮库一般都需要先垫付一些收购粮食的启动资金。等收购期结束，验收合格后，国家才把补贴款给付粮库。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很多承担托市收购任务的粮库已经将收购价格适当提高了2、3分钱，“原因很简单，托市收购的利润足够丰厚，各个粮库愿意少得些补助，而把一部分利益让给农民，比如，在河南市场，把0.77元/斤的价格提高为0.79元/斤~0.80元/斤，就很接近市场价了，可以被粮农认可。”不过，这些粮库对上级打报告时，仍然会宣称是按照国家最低收购价0.77元/斤收购的。“这样，他们才能从国家领到7分/斤的补贴款。”

　　据一位粮食分析师胡红（化名）透露，各个中储粮库和国储粮库的收入大致可分为3部分，一是承担国家或者地方储备任务所得的财政补贴；二是自我经营的收入；三是执行托市收购政策所得的财政补贴。

　　粮库承担的国家储备任务的补贴标准为70元/吨，也就是3.5分/斤利润微薄；而自我经营，风险很大，有赔有赚。比较起来，托市收购业务给粮库带来的收益最大，而且旱涝保收。

和兴

于是，在如今托市收购无法正常执行的情况下，上述“变通”的托市收购手段被发明出来，这些手段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某些中储粮和国储粮库坚持“全力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国家粮库急需补充新粮

　　6月30日，于鸿运向他的同行好友“求救”：“现在托市托不起来，赶紧帮我运作商品粮收购资金吧。”

　　记者发现，除了安徽、河南一些地区能够执行“托市收购”之外，其他地区的市场价都较高（0.82元/斤以上）， 由于启动托市收购的前提是“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而目前情况刚好相反，大部分小麦产区的国有粮库只能另想办法。

　　山东德州地区开始夏粮收购之后，价格从最低收购价开始“高开高走”，“现在小麦的市场价是0.83~0.84元/斤，全市11个县，只有五六个县在实行托市收购，总体收购量不足2万吨。”王健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7月2日，德州铁西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大门敞开，不时有满载小麦的拖拉机、卡车驶入。“这些都是以市场价购进的商品粮。”王健民对记者说。

　　于鸿运同样在想办法筹措收购商品粮的资金，“我们还会继续收购，准备申请农发行的贷款，我们是河北省的优质客户，所以应该不成问题。”

　　另据一位粮食行业分析师透露，今年5月份的时候，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曾经召开过一个粮食问题座谈会，据与会人员介绍，很多粮库负责人都说自己的库容已经空了很大一部分，急需要补充新粮。然而，今年的粮食收购形势如何填补粮库的空缺，这令人担忧。

　　新闻视界

　　中国粮食体制改革造成县级粮库经营困境

　　外资粮商乘虚而入 基层粮库被迫“打工”

　　和中储粮库、国储粮库面临收粮难的局面不同，县级粮库面临的是生死存亡问题。

　　河北省南皮县粮食局就是一个典型样板。这个粮食局坐落在县城中心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里，看起来年代已经相当久远，粉红色的外墙涂料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变得深浅不均，楼房被众多的烧烤小吃摊和等活儿的出租车包围着。

6月28日上午，刚刚参加完县粮食局会议的邵文新显得有些忧虑，作为南皮县粮食局的副局长，他正在为县里的国有粮库担心，“前年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的2000多万斤粮食都已经卖掉了，今年如果收不上来，基层就掌握不了粮源。”

　　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中南部的南皮县，拥有耕地面积71万亩，总人口35.7万人。据其县政府的网站上音频介绍，这里是河北省的优质小麦生产基地。但让邵文新担心的是，县粮库生存困难，县级的粮食储备几乎没有。

　　“按我县人口和粮食经营者的现状，政府应保证2000万斤的粮食储备，由社会经营者保证1000万斤的粮食储备。”他在一份自己刚刚完成的名为《完善县级粮食安全的对策》的报告里写到。“我们要防范和消除影响粮食安全的隐患，筑起粮食安全的屏障，未雨绸缪，应从完善县级粮食储备、依法管理粮食和构建新的粮食购销体系入手，抓好县级粮食安全。”

　　经过近年来的改制，南皮县仅剩下一家国有粮库承担“托市”任务，如今这家粮库已经经营困难。

　　正如邵文新所说，现在粮食企业到了最萎缩、最困难的时候。和邵文新的观点类似，河北深州粮库的负责人更加直截了当，“经营困难的情况再持续下去，基层粮库、粮站只有死路一条。”

　　被抛弃的县级粮库

　　几年前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们没有了“交公粮”的义务。县级粮库的“恶梦”也由此开始了。

　　记者了解到，中国粮食流通体制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已经基本实现购销市场化，民营的粮食购销企业和个人在基层得到迅速发展。而农民们似乎“变懒了”，他们往往是等着经纪人上门收购自家的粮食，资金雄厚者则成为大型的粮商，在农民与粮库、粮食加工企业之间充当沟通者角色。

　　南皮县木桥村的李东贵（化名）就是较早从事基层粮食购销的商人，他在木桥村边开办的粮食收购点已经有近10年的历史。6月30日，当地下着小雨，记者看到不时有农民来这里打听粮价。李东贵说他分别按照0.81元/斤的价格收购周围村民交来的小麦，然后再卖给沧州的国储库或者面粉加工厂，“国储库的资金充裕，而面粉厂没有太严格的等级要求，只要每斤有几厘的利润就可以做。”

和兴

　当县级粮库和国家储备库、粮食加工企业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时，资金实力有限、收购价格毫无优势的县级粮库自然被农民和经纪人抛弃。在国家出台最低收购政策后，由农发行和国家财政保证的资金和利润就成为了县级粮库的救命稻草。

　　记者在山东德州武城县看到，武城县粮食局坐落在宽达40米的政府大道上，但和紧邻的电力局、水利局崭新的办公楼比起来显得破败、寒酸。

　　而在山东宁津县的粮库门口，挂着的门牌已经斑驳不堪，“那里面早就已经没有粮食了。”一位司机对记者说。

　　记者发现，不少山东县级粮库的境况和河北南皮县类似。

　　粮站痛苦改制

　　在粮食系统工作了30年的邵文新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红火情景，当时国家除了统一收购“公粮”外，还提倡议购议销，鼓励粮食部门自主经营创收，而南皮县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当时建了一批面粉厂、油脂厂等企业，整个县粮食系统有1000多人。”邵文新说。

　　随后，中国粮食体制经历几次改革，均以发展市场经济、放开粮食经营、实行政企分开为目标，最彻底的一次发生在2004年，这可以称为一次大规模的“国退民进”运动。

　　2004年改制之前，南皮县有15个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通过这次改革只保留一个国有企业，其他都改制为民营性质，“国家退出之后，私营企业上去了，已经占据市场很大一部分，现在南皮县成规模的私人粮食流通企业有三四十家。有的没有粮食经营许可证也在经营，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监督查处力量，所以还很难杜绝。 ”

　　原来十几个国有粮站有700多人，但现在，大多数人被解除劳动合同，“这里面分为几种情况，年龄大的办理内退，不够岁数的支付一次性补偿金后下岗自谋出路，现在仅有的那个国有粮库只聘用了十几个人。虽然‘减员增效’了，但成功的经营之道还没有被探索出来。粮食局的工作也面临着一个大的转变，从原来管理经营下属企业转向依法管理全社会的粮食体系。”邵文新说，“这一轮国有粮站的改制还没有结束，只完成了五六个，进一步的工作包括剩余粮站资产的拍卖、协议出让、租赁等。”

　　山东武城县则已经将所有下辖的10个粮站租赁给原有的粮食系统职工经营，“每年收几万元的租赁费。”一位李姓局长告诉记者。

国有粮库被迫与外资“合作”

　　由于没有国储库和省储库的有利身份，县粮库的经营举步维艰。

　　“县里保留的一个粮库已经完全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2004年改制之后，国家不再给县级粮库拨款，由于严重缺乏购粮资金，县里的粮库都已经空了，现在就是搞一些短期的周转经营。”邵文新向记者介绍说，“并不是粮库本身不愿意参与市场竞争，而是条件有限。国有粮食企业要想搞经营需要大量资金，托市收购是统购统还（托市购粮后按国家计划再售出，回款还给国家），贷款没有风险，而自主经营会有风险，所以申请农发行的贷款很困难，需要找企业担保，而我们粮库找不到合格的担保人。”

　　因此，当去年一家叫做益海集团的外资粮商提出合作的要求，使用县库存贮玉米时，双方一拍即合，“益海集团以55元/吨的价格支付管理存贮费用。”南皮粮库现在为益海存储着2500吨玉米，按照约定，今年8月份以前提货。这给粮库带来的收入是13.75万元。

　　也许正是中国粮食体制改革造成的县级粮食系统的经营困境，给了益海集团这样的外资粮商进入中国粮食市场机会。毕竟县里的粮库也要生存，只要有钱赚，就会有合作。

　　“我觉得国家政策应该统一，现在国家老想把粮价控制在一定程度，但是如果这些跨国粮商通过渗透我们的粮食经营企业、加工企业，掌握一定的粮源，那样国家想控制是很困难的。现在益海已经渗透得很厉害，如果不是国家把粮价压得这样低，使得他们觉得风险太大，没有进一步收购，否则肯定会把很多县库填满。”邵文新介绍，国家控制玉米主要在东北，而在华北地区没有玉米的托市收购任务，所以益海选择在这里进行收购，“他们渗透的程度主要看市场价格，在国家强力控制下，他们搞了一段时间就不敢搞了。”

　　“他们的意图一是看好中国粮食；二是国有粮企退出之后，他们希望能进入这个市场，因为一般民营企业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而作为外资粮商，益海集团有雄厚的资金。” 邵文新说。   

　　“益海已经和河北很多地方粮库建立了这样的合作关系。”一位益海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不仅仅是河北。有关人士介绍，益海集团在山东已经建立了嘉祥、清运、武城三个仓库。记者看到，在山东某县的经济开发区，“××益海粮油工贸有限公司”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中储粮总公司总经理包克辛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外资粮商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然后他们再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用植物油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这就给我国粮食流通带来极大风险。”包克辛说，目前世界四大粮商都来找中储粮谈。他们一方面建立粮食加工流通企业，一方面开始寻找粮源。中储粮是中国最大的粮食储备企业，是他们合作的首选对象。

　　包克辛提醒，“即使跨国粮商不与中储粮合作，他们也能找到粮源。现在的地方粮食企业大都经过改制，很多变成了个人承包，很容易被他们收购，或者充当他们获取粮源的工具。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警惕性，在招商引资中，普遍存在外资优于内资的思想。有的地方政府极易被他们利用，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他们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

　　“很明显，如何平衡‘基层粮食系统的生存’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决策层必须认真探讨的问题。”一位粮食购销领域的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