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官员的前世今生
周小川升了,尚福林来了,高西庆走了,史美伦不知去留……从来没有一个正部级“衙门”的领导变化,引起那么多关注
一个正部级衙门的领导去职了,这不是新闻。
而能够引得众媒体,更主要的是能够允许众媒体置喙评论,这才稀罕。
何况这个衙门聚集了许多海归人士,何况这个衙门掌控着中国最具象的财富,何况这个衙门的掌控领域经常出些诈骗、腐败和黑幕。
这个衙门就是证监会。
周小川
下午3时,周小川像唐·吉诃德一般拎长枪跨瘦马直奔国务院。晚7时周回府。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如果一定要以动物来比喻,周小川应是仙鹤。这不仅指容貌身材,更是指风韵气度,甚至还包括出身血统。
周小川是第四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这不重要。10年中证监会出了4位首长,谁也不敢说将来这个频率会慢下来。
重要的是周小川的经历。周小川1985年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系统工程专业,之后周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显然这不是一个权力职位,更多的是一个研究平台,周小川与当时中国顶尖的学者厮混甚熟,亦以青年改革学者闻名。
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层第一次着手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听取了汇报。当时的会议记录着,以经贸部部长助理身份参会的周小川相当活跃,在股票、期货及体制建造诸方面频频建言。
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一位叫周建南,时任中顾委委员,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主要生产农业机械)部长。周建南与周小川是父子。
这次会议之后半年发生了“六·四”事件,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彻底泡汤。反倒是上海和深圳,一年半后异军突起,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走了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阵式。
其实深圳的日子不好过。1990年12月1日深圳兀自挂起深交所的牌子,这之前场外交易已有数年,《人民日报》的内参更使得深交所内外交困,寒风阵阵。国家审计署和人总行的联合调查,更使深圳人忐忑。
调查报告称: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非法场外交易活动猖獗,党政机关干部持有和买卖股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在深交所挂牌的第6天,12月7日,北京派员来了,此人就是周建南。回京之后,周建南显然做了正面汇报,猎猎北风弱了,平息了,歇了。
禹图刚是深交所两位首任副总经理之一,他非常看重周建南的这次造访,几乎认为是周建南救下了当时岌岌可危的深市。何以如此高看一眼?也许是因为总书记江泽民也曾在一机部工作过,所以周建南的话顶用。
1991年后,周小川在仕途上一路顺风,10年中历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及至2000年2月,周小川入主证监会。
在证监会2年多的时间里,业界人士评论周小川主要政绩是坚定地推进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取向,比如简化了证监会的行政审批,比如推进了发行方式的核准方式。
周小川的理念是,市场能解决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吧,咱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也不当教练员。
但市场不是纯粹干净的市场,早先留下的污水和烂泥混杂其间,这只仙鹤趟了进去,怎能出淤泥而不染?怎能不搅起更多的混水?国有股减持,B股开放,券商佣金下调,一个个理想主义的乐章,引来的是实用主义和既得利益的杂音合围。
2001年6月12日,久经酝酿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险资金暂行办法》公布,这是财政部牵头,联合计委、证监会等五部委报请国务院批准的。
《办法》公布后,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和周小川在不同场合都称其为利好,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但群众认为只有你一家赢。股民用脚投票。
自6月14日沪市出现2244点的历史最高点,之后不久就掉头下跌。8月8日中石化上市,以4.6元开市,只比发行价高0.88元,仅挣扎了七八天,8月17日便跌破发行价,23日继续下跌。按这两天平均损失计算,持中石化3亿股的社保基金,一下子就亏损3300万元,这还没算上利息等费用的支出。
下跌并未止住。10月18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APEC会议中国筹委会秘书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有些人对国有股减持的意义还不太了解,思维有些混乱,国有股减持政策没有修改的必要。
此言一出,在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中,股市急剧大跌,瞬间便击穿了沪市1600点。风声鹤唳。据说,财长办公室和家里电话被人公布在网上。
现在尚无法考证周小川当时的心情。或理性上同意金立群的说法,但周坐在证监会主席位子上,虽说自我宣布证监会不以调控股市为己任,却又必须顾及市场脸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描述:
10月22日,股市的神经越绷越紧,下午3时,周小川像唐·吉诃德一般拎长枪跨瘦马直奔国务院。晚7时周回府。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这项由五大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办法,只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到了2002年6月更进一步废掉了。对于这个结果,周小川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是屁股的高兴还是脑袋的悲哀?是周小川战胜了财政部等行政的大风车,还是向股民、券商、上市公司这些另外的大风车投降?
麦田里的守望者。一只仙鹤站在泥沼里,望见了什么?
高西庆
遇到今日窘况,如果非要找一个撒气的,高西庆似乎很合适,恨不得说您高老把那蒸发的1.4万亿元市值揣兜里了。
54岁的周小川的新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他一同离开证监会的是他的副手高西庆。50岁的高的新职务没有宣布。
一般来说,“另有任用”并不一定是坏消息。询问高西庆的秘书邢虎,他笑嘻嘻说:肯定还要继续革命呀。据说,高西庆离职前给朋友发E-mail,情绪不错。假如高西庆真的有点沮丧或愤怒,爱护他的朋友也会帮他遮掩着,绝不能让记者写出去。而且,周小川的高就,说明上层对这一届证监会的工作是满意的,这当然也应包括高西庆。但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说一些本土会计师。周小川、高西庆离职前,股市跌得惨呀。从2002年11月8日开始的暴跌惊天动地,上证指数从当时最高点1573点下跌到21日收盘时的1390点,短短10多天跌幅达10%以上,此后依旧阴跌。这个时候证监会首领走人,不是你的事,也要算在你的头上。
算大账情况不妙。2001年6月,第四任证监会班子上任数月,市场市值为5.4万亿,而一年半之后,第五任班子履新之前,市值总额只有4万亿元,除去此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1.4万亿元,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元。
高西庆为人爽快,语速极快,喜辩论。如此性格,如此形象,功归于斯,而过也跑不了他。遇到今日窘况,如果非要找一个撒气的,高西庆似乎很合适,恨不得说您高老把那蒸发的1.4亿元市值揣兜里了。
虽然高西庆理想主义色彩好像比周小川更浓烈,但实际上,高西庆对股市,对证监会的监管对象,对国企—证监会似乎承担着为其筹资的使命,高西庆充满爱心。
2000年8月,《财经》杂志刊出文章《基金黑幕》,从六个方面揭露基金对倒制造虚假成交量,利用倒仓操纵市场等行为。这篇文章在证券业内引发大波,剑拔弩张,大有明日法庭上黑白相见之势。
某日,笔者与高西庆对坐,有电话来,显然是一基金老总,谈及《基金黑幕》。看高西庆表情,极为难看,嘬牙花子状。高说,如果失实,你可以告它呀。
对于传媒的批评,为官者多通过行政渠道解决。高西庆正儿八经官至副部级,但他受的教育,使他从骨子里不能动用行政手段。一边是传媒,天生有说话的权力;一边是其监管对象,充满爱心,手心手背,只好建议诉诸法律。
11月2日,高西庆终于说官话和稀泥了:证券市场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形成特定市场文化,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的。最近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辩论中有人提出,基金的投资特色不明显,各家做的都差不多,以致产生一家公司管理的几只基金对倒的问题。其实这一现象与市场发育水平有关,可能不是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发展中解决。
看高西庆的精神历程,实在就是一个从学者到官员的交互转换过程。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个过程呢?务实?升华?同化?堕落?高西庆忙乎得没空想这些虚乎问题。
高西庆少时甚苦,在四川大山里修铁路,打锤放炮。1981年9月去美留学,学法律,之后在华尔街做律师,然后就憋着把个股票交易所搬北京来。他参加了1988年11月9日姚依林、张劲夫主持的那次会议,身份是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应算作最早的一批海归人士。
1992年10月证监会成立,高西庆担任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可以想见,当时高西庆何等少年意气,激扬文字。
在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时,高西庆很下功夫的是第四章《兼并收购》,写得非常详细。但国务院法制局人士认为没用,谁也看不懂,中国哪能像西方一样大鱼吃小鱼呀?七年八年都不会发生兼并收购的事。于是删繁就简。
《条例》1993年4月底出台了,半年后,9月就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宝延风波。半夜,时任证监会秘书长、现任银河证券老总的朱利给高西庆打电话,说《条例》无法套用。高当时在纽约,大笑,“怎么这么快!”
在证监会3年后,高西庆称病退出,回学校教书,后去香港。离开了官场,高西庆觉悟了许多:回过头看,以前争论的好多问题都没有什么意思,争赢的好多问题又转回去了,争输了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后来我才发现,事情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
1999年6月,一纸调令将高西庆从中银集团港澳事务管理处副主任职上调回证监会,任副主席,半年后,周小川替代周正庆出任证监会主席。
二次为官的高西庆成熟了很多,改变了位置也使他改变了思维,但他依然热烈率直。
2000年1月3日,高西庆与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有一场高水平的对话,题目是《中国股市何处去》。从现场看,高西庆被方张二人联手狙击,有时只有招架之功,而场下的学生亦把掌声送给了学者,而不是官员高西庆。
从法理上,从经济学原理上,高西庆竭力维护股市的国企利益。说到后来,高西庆动了感情:国企在市场上到底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政府应该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必须历史地看这个问题。为了达到资源合理配置,我们能够不顾死活把国企通通放到市场上吗?
高西庆说:我以前工作的老厂,将近6000人,这些年来只靠了一个100多人的家属易拉罐厂的产品过活,这6000多人中还有2800多离退休职工。问问所有的老企业,这么多人怎么处理?让国家拿钱去给他们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国的税收有多么困难吗?
学者与官员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径本来就不同,半官半学的高西庆自身已经被矛盾着闹腾着,如今以自身的混和体去与学者对垒,自是费劲,自是难讨掌声。如今赋闲,或许还有兴趣与人争论点什么。如果高第三次为官,是否还愿意走上辩论台?至少要问一句:台下有记者吗?
高西庆向何处去?十几年前,高西庆回国后接触过许多单位,其中有最高人民法院。
史美伦
正是史美伦一锤定音:证监会是按《证券法》查三九集团,不涉及归谁管的问题。
周小川走了,高西庆走了,史美伦也要走了。大家都这么说。
2001年2月13日,史美伦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以往证监会也曾聘任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及前副主席吴伟聪,但只是顾问名衔,而史美伦是首位被委任的非内地人士出任正式官职的人士,而且是监管肥肉的证监会高官。
史美伦于2001年2月底从香港证监会副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她的年薪在几年前即超过500万港币,被港人戏称为“打工女皇”。史作风硬朗,1997年时任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笃力打击黑庄,使当时的炒风陡降。
史美伦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的儿媳。查济民祖籍浙江海宁,是香港中国染厂主席,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和名力集团主席。
史美伦显然不是为钱而来到北京。据说国务院特批给史美伦500万年薪,但史美伦没拿那么多,另作处置。为履新职,史放弃了美国护照。
在中国证监会,史美伦负责市场监管。史处事低调谨慎,公众形象甚淑女,不像港人所称铁娘子。也有人批评史美伦不了解内地股市过于理想主义,监管方式水土不服。或许正是这些压力,使史美伦更加刻意保持低调。
据说,上市公司三九药业的巨额资金被大股东三九集团及关联方挪用,2001年8月在对三九集团采取动作之前,证监会内部曾有一种意见:是否与三九集团的党务行政主管中央大企业工委打个招呼?毕竟三九集团曾是国企的一面旗帜。正是史美伦一锤定音:证监会是按《证券法》查三九集团,不涉及归谁管的问题。
证监会对三九集团的严斥令市场为之震慑,三九集团的反省也让外界感动。据悉,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被证监会招到北京“谈话”。7天之后,史美伦给出的意见是:“通报过的企业中没有哪一家的一把手敢站出来认错,赵新先是第一人。”
这种传说可能不准确。在中国,办事很少由一个人一锤定音,特别是副职。但史美伦受到压力是肯定的,而这些压力与她在美国、在香港有很大不同,或许她早已预见到这些压力,因此在进京时她表示“打算工作两年”。也正是这个表示,大家认为史美伦会随着第四任证监会领导去职。
忽风声突变,2003年1月16日,证监会官员正式辟谣:史美伦是由国务院正式任命的副部级官员,没有年限的规定,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合同到期问题。
看来,史美伦还要留任,史美伦还要实践自己的理想,还要承受日渐熟悉的压力。
经过十来天的走访和思考,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有了初步想法:不管别人怎么说,前任证监会的许多方略,确有价值。
尚福林
尚福林没有海外学习背景,也不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但他的经历足以支持自信,而不需要股市飘红来佐证。
市场没给尚福林好脸色。
1月2日,沪证指数下跌37.02点,收盘于1320.63点,大跌2.39%。接下来的一周仍是阴雨连绵。尚福林沉住气,走访,思考。2周后,1月14日,股市忽发井喷,沪市以1466.85点收盘,上限80.53点,陡涨5%。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股市的逆转归功于尚福林的讲话。细查新任主席的讲话,中规中矩并无出格之处:要在发展中解决中国股市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规范和发展中,现在侧重发展。
如今证监官员多已达成一个共识,证监会不以调控股市为己任,股市的涨跌亦不是证监会政绩的标准,大家同心协力让政策市休矣。但是政策市仍然顽强,业内各方依然紧盯着证监会主席的嘴巴和皮包。反过来说,不论谁当政,谁也不会拒绝股市飘红。
韦尔奇是个腼腆的人,1981年他出任美国GE的CEO,第一次公开演讲前他练了好长时间,演讲后他想听听反应,于是专看股市,谢天谢地,GE的股价涨了12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而股价就是政治家和CEO们的命根。
尚福林肯定不同意这个说法。尚没有海外学习背景,也不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但是他的经历足以支持自信,而不需股市飘红来佐证。
尚福林乃老银行出身。1993年尚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跟随时任副总理的朱钅容基清理三角债。1996年升任央行副行长,2002年1月赴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传媒普遍认为,尚福林是证监会主席的合适人选。但也有论者担忧,财经要员“熟了就走人”不是好事。
论者言:周小川当证监会主席,在对待国有股减持的问题上,显然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由“冒叫”一声到态度转移,由热情探索到保持沉默,也许直到卸任之际才对中国股市这个怪物有了自己的理解,可这时已经不是他的事了。换上一个尚主席,从农行行长的位置跨越过来,单是要搞明白“减持和全流通”这个题目,也不是一年半载所能完成。
其实,跨行业任职不重要,是不是尚福林任职也不重要。能够解决中国股市基本问题的,一定不是证券专家,因为股市本来就不是股市自身的问题。
今天的股市问题,比如全流通问题,就像当年的物价,碰不得摸不得。1988年2月北戴河会议,中国高层决定要闯物价关。一时市场大哗,几百盒火柴,上千块肥皂地往家搬。中央只好紧急叫停,蒸了回改革夹生饭。其后,随着各方面的情况演变,物价问题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当时眼瞧着的高耸入云的冰山,竟悄然融化了。
12年了,中国股市诡异另类,一个个临时政策与时俱进地积累至今,造就出一个麻烦多多,纠缠多多,哭笑不得,当然也是成绩伟大前途光明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面前,证监会面临的问题,似乎比当年的物价还要复杂。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这是当时政治制度和理念决定的;上市公司的虚假烂账成堆,但哪一家公司背后都有强大的红头文件;市盈率虚高泡沫泛滥,这是各个利益集团共同的愿望,非证监会一家所能左右;以至一咬牙把坏的送上大堂吧,人家法院还不爱受理……
经过多年的磨砺,高西庆有了一句口头禅,虽俗之极,却不无道理:要历史地看问题,历史地解决问题。
历史是什么?在过去行政与市场混淆不分的12年,以及可预见的今后政策市依然光芒万丈的岁月,证监会的作用,救市、纠错、预警、查处、叫停、退市、妥协,这些不过是中国股市前进、刹车、调整、转向的无数轮回中的瞬间,无数的瞬间组成了历史。
在这个历史中,证监会官员或是说客、看客,或是甘为人梯,甚至是牺牲品。但每一个个人,都不会成为集大成的秦始皇。昨日之作,今日之迹。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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