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h's the dogman?

小马哥

[原创]读书札记——关于马基雅维里与犬儒主义
文章提交者：刘松萝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说明] 在《犬儒主义的定义与表现形式——“超越犬儒主义”开篇》一文中，为了不使读者疲劳，删去了详细地介绍马基雅维里的内容。这些内容源自《君王论》以及书中所附《西方哲学史》摘录。现在贴出这部分内容，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读书札记——关于马基雅维里与犬儒主义
刘松萝

近来，犬儒主义成为热门的话题。按照现在普遍的理解，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消极避世或者冷嘲热讽。这样的理解没有错误，但是不够全面。我记得以前与导师谈话的时候，他把没有原则，积极地参与不正确的事情也归入犬儒主义的表现。比如在文革后期，不顾已经出现的弊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宁愿相信那些已经漏洞百出的理论。又比如现在有些学者，以改革为借口，不愿承认存在的问题，反而继续要求民众做出牺牲。把这些行为纳入犬儒主义范畴，似乎不符合传统的定义，但的确有学者做过这样地论述。

简单地说，我们通常认为什么都看不惯是犬儒主义。其实，不问是非，对于成功的人和事一概肯定，也是一种犬儒主义。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介绍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政治家、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时候说：“历史上有纷乱的年代，在这些时代里，彰明较著的恶行常能成功；马基雅维里的时代便是此种乱世之一。在这些时代里，犬儒主义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这个主义能使人宽恕任何事情，只要它能成功。”

只要一个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那么不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就应该去赞扬、去迎合、去参与，这就是罗素所定义的犬儒主义，我把它称为第二种犬儒主义。社会上存在的犬儒主义中大多数表现为第二种犬儒主义，这也是真正对社会有危害的犬儒主义。

深入地了解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和思想，有助于我们对第二种犬儒主义的认识，因为他的思想中有很多犬儒主义的成分。对于不太了解马基雅维里的人，只要提一下西方人常说的统治者什么时候应该是狮子，什么时候应该是狐狸的说法就行了，这种说法就是因为他的著作而广泛流传的。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介绍，马基雅维里生活在15和16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那时的意大利四分五裂，战乱不断，外国雇佣军横行，而有些领土则直接处于外国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和规范，而是利用权力、利用武力、利用阴谋诡计。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做的“有用”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引起意大利境内各小国君王的注意，为他们治国、御民和征战出谋划策。在这种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些类似的环境中，为阴谋家和纵横家提供了驰骋的天地。

马基雅维里在政治舞台上并不走运，在政治斗争中两面不讨好，还进过监狱，遭受过拷打。马基雅维里从1498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任职，后来成为旗官（首席执政官）索德里尼的亲信。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对于共和国是尽职尽责的。1512年，教皇及其同盟颠覆了索德里尼政府，美第奇家族重新成为佛罗伦萨的主人。由于过去反对美第奇家族，他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并且一度被关进监狱。出狱后，马基雅维里从事写作。他把论述统治之术的《君王论》献给他曾经反对过的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希望引起他的关注而没有成功。

洛伦佐死后，继任统治者为后来成为教皇的枢机主教朱理•美第奇。在这以后，马基雅维里在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下担任过职务。而佛罗伦萨摆脱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后，厄运再一次降临到马基雅维里的头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说：“尽管过去美第奇家族只不过赐给他一点残羹剩饭，而共和国的卫士们却丝毫不念他对祖国的一片忠诚和对自由的一贯热情，将他弃之如履。他忧郁成疾，怏怏死去，年仅58岁。” 马基雅维里的成就主要来自著述，在他以后的时代，只要人们一提到他，马上就会想到那本著名的《君王论》。

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摈弃了一切道义原则，集中论述了一个人政治家特别是一个君王怎样才能够获得成功。罗素的这样地归纳马基雅维里的学说：

用一些注定要失败的方法追求政治目的，那是一种徒劳，如果那个目的认为是好的，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足以胜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问题可以用纯科学态度来处理，不必顾及目的之为善为恶。“成功”者，达到目的之谓也，不管你是怎样的目的。如果世上有一门关于成功的科学的话，那末，坏人的成功，和好人的成功，同样可以拿来研究；不但同样可以研究，其实前一类成功还更好研究些，因为罪恶人成功的事例，比圣人成功的事例要多得多。不过这门科学一经成立，它对于圣贤之有用，正如它对罪恶人之有用一般。因为，一位圣贤，如果关心政治的话，他一定和罪恶人一样，也要想获得成功的。

到底怎样取得成功呢？马基雅维里这样说：

一个君王，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而且当他学到了这种本事之后，要懂得依情况的需要，去应用这种本事和不应用这种本事。

至于怎样做坏事，马基雅维里告诉我们：
加害于人一定要一次完成的；这样，受害者尝到的痛苦滋味比较少，损害所予人的冒犯感也比较少。给人的恩惠应该一点一点来，这样，人们更能感受到恩惠的好处。

马基雅维里还告诫统治者，要为人所惧而不要为人所恨。

马基雅维里对于凯撒•布其亚的评价尤其使人感到困惑。凯撒•布其亚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他凭借父势，加上自己的才能，成为伐丁诺公爵。以后他攻城掠地，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地盘，被教皇封为罗曼那公爵。他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权力斗争中采取的手段极其残忍。对于这样一个人，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多次提到，并且把他当做君王的典范：

现在回头去审视公爵一生的行事，我竟不知道在那一点上应该责备他的；相反，我觉得，我必须像我做过的那样，把他提出来，让一切由于佳运且凭借武力而得以为王的人，当作摹仿的榜样。

凯撒•布其亚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为中国人所熟知，书中的主人公海员埃德蒙•邓梯斯为人陷害，冤狱13年。后来他逃出监狱，并且根据已故难友法利亚神父提供的线索在基督山岛挖出了财宝，用这些财宝为自己买来爵位，成为基督山伯爵，开始了报恩和复仇的生命旅程。而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这份财宝就与凯撒•布其亚有关系。大仲马这样写道：

罗马涅战役已经结束，实现了其征服梦想的凯撒•布其亚，急需金钱把意大利国土买下。教皇要与法国的路易十二国王达成协议，也需要钱。尽管法国最近连连被打败，可是仍然不可小视。因此，有必要做能够赢利的交易，而这在当时极其贫困的意大利谈何容易。教皇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办法，即册封两位红衣主教。

选出罗马的两位要人，最好是两位富豪，教皇便能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第一，他可以把红衣主教属下的官职卖掉。第二，他还可以把红衣主教的官帽拿来卖。关于第三步，我们以后再说。

于是，两位声名显赫的意大利富人，让•罗斯皮里奥西和凯撒•斯帕达用重金从教皇手中买下了红衣主教的头衔。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凯撒•布其亚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开始实施第三步计划。

教皇和凯撒•布其亚邀请两位红衣主教共进晚餐，罗斯皮里奥西欢天喜地，而斯帕达怀疑其中有诈。为防止自己的财产被侵占，斯帕达早就把很多财宝埋在了基督山岛。赴宴之前，他写下遗嘱，立自己的侄儿为继承人，并且描述了藏宝的位置。不幸的是，他和他的侄儿都在宴会上喝下了毒酒，他当场死亡，而他的侄儿回家以后也死了。

然而不论是教皇还是斯帕达的后代，都没有找到这份遗嘱。直到300多年以后，法利亚神父成为斯帕达后人的秘书，终于把遗嘱找到了。最后，法利亚神父把这份遗嘱传给了埃德蒙•邓梯斯。

我用这么多的篇幅复述大仲马的故事，只是想说明，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凯撒•布其亚是何等的声名狼藉。称赞这样一个阴谋家和暴君，确实是有些不合常理。

马基雅维里是一位爱国者，甚至可以称为伟大的爱国者。罗素告诉我们，在同一时期，马基雅维里还写过一本《论说集》，这本书更倾向于共和政体，更具有自由精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希望意大利能够出现一位伟大的君王，把那些占领意大利的“野蛮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赶出去，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他希望这样的君王能够用得上他的计谋，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是，这种企望出现一个能够为人民所用的君王，这个君王为了个人的权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最终却客观上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光明的想法通常连幻想都算不上，不过是白日梦罢了。综观古今中外的事例，有这种想法的人以后大多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本来想用卑劣的手段实现高尚的目的，结果变成了以卑劣的手段实现卑劣的目的。

因此，就马基雅维里而言，不能排除其行为的投机成分，而且这种投机的结局并不美妙。有人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是现代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之一，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在现实生活中，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公然赞扬恶行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犬儒主义者在容忍和赞扬恶行的时候采取了较为隐蔽和婉转的方式。通常的做法除了强调恶行的目的是崇高的之外，还对于已经发生的野蛮、残暴和荒谬的事情避而不谈。和这些犬儒主义者相比，马基雅维里对暴君和暴行的赞扬是赤裸裸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诚实的。

当然，犬儒主义者容忍和赞扬恶行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行使这些恶行的人获得了成功，并且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会改变。犬儒主义者也常常义愤填膺，痛斥各种暴行，不过前提必须是行使这些暴行的人已经受到了制裁。因此，与其说有些恶行是为了高尚的目的而实行的，不如说实行这些恶行的人是成功者，而对于成功者是必须服从的，否则只能自讨苦吃。实际上，除了少数后知后觉者外，对于大多数犬儒主义者来说，所谓“高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说服自己，麻醉自己的良心罢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对于一切坏人和坏事，只要是如果反对就会有大的坏处，或者支持就会有大的好处，那么就一定要强调其目的是高尚的，坚决地支持甚至参与。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后来公认的荒谬和罪恶，可是从来不缺乏称赞和支持这些事情的人。历史上的暴君在位的时候，很少有人说他是暴君。臣子总是称赞他是有道的明君，是尧舜在世。虽然不排除有人借尧舜来规劝皇帝，更多的人则是在迎合有势力的人。很多有名望、有学问的人穷毕生之才华和精力来论证权势者行为的合理性，而有些道理甚至是连权势者自己在行动的时候都未曾想过的。

现在我们回到刚才引用的罗素的话。罗素认为，犬儒主义与乱世是分不开的。在乱世之中，保全性命成为人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样的年代，关于什么是才能、什么是智慧的标准往往是扭曲的。兵荒马乱的时候，武力是唯一的力量，正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因此，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往往不是最有智慧的人，而是体力最好或者是跑得最快的人。在党锢、文字狱以及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世道，能够获得安全并且飞黄腾达的人也往往不是贤者和智者，而是善于掩饰和伪装的人。关于这一点，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有所论述。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当国家政治清平的时候，就显得聪明；当政治腐败黑暗的时候，便装作愚笨。他的聪明，人家做得到；他的愚笨，人家便做不得到了。宁武子，卫国大夫，姓宁，名俞谥号武。）

顺便提一下，成语的用法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可以说是发扬光大，而更多的则是不但曲解了古人的原义，而且在智慧和境界上远逊于古人。比如今人把“愚不可及”理解为愚蠢至极，其肤浅就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清代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也是犬儒主义的典型代表。今天，对满清崇拜日益高涨，“康乾盛世”更是备受推崇。而事实上，这样的“盛世”之中还盛行着文字狱，读书人的生存环境比乱世之中还要险恶，于是郑板桥只能像春秋时代的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了。

趋利避害，保全性命是人的本能，只是在乱世之中这样的需要被提升为人们主要甚至唯一的关切。我们在赞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文化中有关如何避祸、如何在乱世中得以苟全的内容似乎太多了。这么多的“防身术”，折射出我们民族辉煌的历史中十分令人辛酸的一面。

在不合理的社会中能够保全自己的福、禄、寿确实是一门学问，甚至是一门大学问。但是，这绝不应该是大多数学者都要去做的事情。虽然在乱世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怎么能够打动人心，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研究君主专制和阴谋诡计，恐怕没有人能够超过韩非子了。然而就是这个韩非，入秦为秦王出谋划策，结果反而为李斯所陷害，为秦王所猜忌，最后死在了秦国。韩非的悲剧告诉我们，暴政是绝对的君主中心主义，不仅没有什么规律所遵循，就是想混水摸鱼也是很有难度的。韩非以为自己参透了君王之术，其实他尽管心术不正，也还是一个书呆子。

也许有人会说，韩非是由于介入了政治才引来杀身之祸，远离政治就可以避免引火烧身。如果我们看一看从东汉末年到魏晋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会明白历史并不能证明这种一厢情愿。在曹操和以后的司马氏篡权的过程中，大批的文人学士惨遭杀戮。他们中间有人确实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主张而遇害，而更多的则是统治者多疑和暴虐的牺牲品。我们再看一看清朝的文字狱。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人或许是心怀不满，但是，把“维民所止”附会成“雍正没有头”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没有人反对自我保护，只是身处乱世之中，除了避祸之外，去除祸根才是获得安全的根本保障。试问，是听任江青等人胡作非为，我们去适应、去躲避好呢，还是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好呢？再从较小的问题论起，当市场上有假、冒、伪、劣商品的时候，是消费者努力学习辨别能力好呢，还是根据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击伪劣好呢？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2006.3.31.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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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不宜过长,过长则无人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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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摈弃了一切道义原则，集中论述了一个人政治家特别是一个君王怎样才能够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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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好像有点人云亦云，仔细看看马基雅维里的书，在他那里没有道义？大谬！他注重理念，也重行动，看看《论李维》即知

转自凯迪网络

小糊涂仙

太长了,改日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