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价调控不能牺牲农户利益

新山

在全国的大中小城市，持续攀高的肉价已然左右了舆论的注意力。目前，广州、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的猪肉价格，在几个星期内每公斤就涨了5—8元，其中沈阳同比上涨99％。与此同时，肉价飞涨的市场风波影响社会层面，形成了诸如如何让低保户吃上肉等民生话题。 但是，肉价上涨是否成为农村的热门话题，暂时尚未可知。温家宝总理日前在陕西考察时，既考察了生猪养殖专业村，倾听农民对当前猪肉涨价的反映，同时也在城区市场关照肉价情况，舆论对此反响强烈——“要让大家吃得起猪肉”，更将这一轮肉价上涨的话题急剧放大。　　关于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眼下主要形成了两种意见：“通胀表现说”和“成本推动说”。前者主要由民间智囊机构或部分研究者抛出，该观点认为猪肉属于最终消费品，炒作的几率较小，涨价意味着通货膨胀已从原材料传递到最终消费品，甚至标志着通胀进入冲刺阶段。而后一种涨价原因是官方提供的确凿见解。农业部认为涨价是由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养殖成本增加、猪肉消费需求上升等因素造成的。其中，作为此次肉价上涨的崭新证据，作为猪饲料原料的玉米价格持续攀升，到本月已同比上涨近两成。换言之，出栏一头肥猪，仅饲料成本就增加了50元左右。
　　在目前的情况下，以通胀来解释肉价上涨，更为充足的数据支撑尚显欠缺，仍需要细致的观察和调研。但无论如何，一路走高的肉价已经演变为城市中普遍的民生问题。政府力求避免肉价造成社会尖锐冲突的努力，一如既往地耐人寻味。显然，国家行政提出了两种调控目标，并同时经受着它们的考验。一种目标是希望削弱肉价上涨对市民，尤其是经济窘困家庭的影响；还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将肉价上涨的利好呈递给农民，以期从产业链条的最前端恢复整个产业的信心。
　　不过，从非市场力量在整个产业链中发挥的强大作用看，这两种“一肩挑”式的调控目标，只能被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善意回应，恐怕难以像国家所希望的那样产生实际效果。这个悲观判断的产生并非毫无缘由，其伴随着的是一系列挥之不去的疑问。比如为什么在肉价低迷的时候不见国家调控的坚强决心？理论上的肉价补贴可否也从城市贫困家庭推广至养殖户？就事论事地分析，饲料价格上涨固然是此轮肉价波动的直接原因，但一头猪从农户的圈中一直到市民餐桌上，这一产业流程中沉重的税费已经成为刚性的成本——无论肉价怎样涨跌，诸如屠宰税、检验检疫费等名目繁多的“猪头税”始终牵制着养殖户的收益，并且对整个产业的利润构成日常威胁。
　　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农民和市民分别站在由肉价连接起来的产业两端，农民希望肉价高，市民希望肉价低，彼此间的利益诉求形成冲突。在肉价高企甚至部分市场出现断档的情况下，政府强调查处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承诺保证供应，都是可以理解的回应措施。不过，如果政府在肉价短期变动舆论密集聚焦的情况下，将调控目的设定在价格上，那么很可能打击了养殖户的积极性，市场中应有的自我平衡能力、自我修复功能始终受到遏制。更令人忧虑的是，长期以来政府面对城乡利益分化问题时，调控目标存在主次之分，是势利的，其主导思路往往是牺牲农民去保护城市，因此，城乡剪刀差不是被缩小而是被继续扩大。在养猪产业中本就孤单的农民，无法获得产业利润的资助和回报，只好一次次走向失意和失落。
　　不论价高价低，农民的事情却和农民无关，这很可能再次成为肉价调控中的奇怪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平息城市高额肉价的施政决心下，这一轮肉价上涨势头必定得到遏制。但如果这种结果并非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使然，而是那只“看得见的手”以固守自身利益、继续牺牲产业利益的代价获得的。对城市而言，再高的肉价也有国家扛着，可农民却无法从产业中分得红利。长此以往，肉价肯定会脱离农民的价值付出，使得产业链分配及传递相应利润的能力发生扭曲。
　　省市经贸部门近日也都表示，暂时不会推出“储备肉”“救市”。这可算是一个谨慎的明智之举。在调控行动付之阙如的时候，国家“既要市民吃得起肉又要农民养得起猪”的目标，可以作为看待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它远远不够，因为从高肉价生成及被控制的动因看，行业中以高税负而存在的国家牟利冲动才是最需要校正的。多少年来，乡村和城市依靠产业链条而唇齿相依，却因种种势利的调控目标而变得咫尺天涯。这次蔓延全国的肉价飞涨会挽救这一疏离的趋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