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病毒“类福建变种”引争议

小马哥

2007年01月19日 2006年11月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对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等人的有关研究予以坚决批评——“中国根本不存在禽流感新变异！”、“（管轶等人）通过不合法手段取得病毒样本”、“数据不真实”、“研究方法不科学”，“结果也毫无根据”。经过了两周的沉默，管轶在《凤凰周刊》上首次对此事作出回应。 “只要这种病毒对人类、对我们国家有重大的影响，我都要及时披露出来。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国家提交报告，二是做学术上的交流。”11月23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对《凤凰周刊》记者说。 此前，中国卫生部、农业部官员于11月10日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指责有关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出现变异的论文“没有科学根据”。 在沉默近两周之后，作为论文主要撰写人之一的管轶面对《凤凰周刊》，首次对批评正式做出回应。 10月3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管轶等人的文章——《中国H5N1流感变异株的出现及流行》，指出禽流感病毒已变种为“类福建型病毒”，并造成2005年底到2006年上半年中国、东南亚禽流感爆发以及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担心现有疫苗不能针对福建型病毒，可能引起全球第三次禽流感大爆发。 PNAS是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此文一出，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此时，大陆官方只是做出低调的应对。在11月2日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管轶的研究“与事实完全不符”。同日，世界卫生组织批评中国农业部没有将新禽流感样本交予世卫研究，但内地方面只由新华社引述《中国日报》访问中国禽流感专家作为回应。 一周后，陈冯富珍当选世卫总干事。在其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卫生部长高强即对管轶的文章做出高调回应，直斥该文“数据不真实、研究方法不严谨、推测没有科学根据”，并称福建型禽流感病毒早在2004年初已在湖南两个县出现，“新变种”之说根本不存在。 大约6个小时后，农业部兽医局长贾幼陵、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等人出席国务院新闻发布会，逐点反驳管轶研究报告的发现。 数据不真实，方法不科学？ 据香港媒体报道，2005年7月至今年6月，管轶领导的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分4个时段在华南6省的活家禽市场，搜集5.3万个样本化验。研究发现，有近1300个样本带H5N1病毒，而在390个已完成排列的禽流感病毒基因中，68%即266个病毒证实为类福建型病毒。 管轶的研究团队再把该266个样本按搜集的时段分析，发现在最后一期采样的样本中，属福建病毒基因大幅增加，在108个病毒基因中有103个、即95%属类福建型病毒。但去年底，福建型基因还只占病毒基因的53%，故研究推断，禽流感病毒已变种为福建型病毒。 对管轶的研究，贾幼陵提出几点质疑：其抽样不符合国际要求，更没有根据国家法例先作申请；以单单76个血清样本证明国内禽流感疫苗失效亦缺乏代表性；而且管轶在街市采集样本，样本可能已受到鸡鸭鹅粪便混杂而污染，不能得出精确数据。 贾幼陵说，“既然数据不真实，研究方法不科学，推论结论就更不可能是正确的”。 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管轶首先表示：“在科学上来说，这篇论文数据的真实性百分之百！我可以用我的事业前途、我们研究队伍的声誉来做担保。你知道，中国人的科研能够进入世界前5名的并不多。我作为中国人，为此感到自豪！” 管轶说：“我们这个研究团队是怎么监督的？只要有任何的虚假结果出来，马上你的工作、前途就没有了。我长期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不能拿我实验室同仁的前途做赌注。你可以去查查，我们有哪篇文章是抄来的、杜撰的？” 对于样本被污染的说法，管轶认为：“什么叫污染？是病毒和病毒的污染，还是病毒和细菌的污染？我的所有实验记录清清楚楚，病毒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标记的，不是你说污染就污染的。” “我的论文先承认对福建株的机制还不明白，再说存在扩散的可能性。这怎么是武断？学术论文如果只是观察性的（observation），而非探索性的东西（explor-ation），就不是超一流的，不能在像PNAS这样的权威期刊上面发表。”管轶说。 没有科学家的良心？ 在新闻发布会上，贾幼陵还谈到了“所谓科学家的良心的问题”。他说：“管先生在世界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声称要向全世界发出告诫，防止禽流感的威胁，但你为什么不在发现病毒的第一时间就报告政府，以采取措施，扑灭眼前可能发生的疫情呢？” “如果管轶的数据是真实的，面对着成千上万的人受到禽流感的威胁，良心能不受到谴责吗？”贾幼陵表示。 管轶回应道，自己有定期的报告。一方面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国家科技部报告，同时发一个报告给卫生部。“如果这个通报渠道不通，国家怎么会决定去杀果子狸呢？说明这个渠道还是通的。” 2003年SARS肆虐期间，他曾经建议中国政府杀灭果子狸，截断SARS病毒传播链，迅速把疫症消除。 管轶表示，正如贾幼陵所说，我们国家每个省市都有动物疾病控制中心，每个村镇都有观察员，有非常完整的国家动物疾病防疫体系。那么，作为国家的重点实验室承担的是什么角色？应该是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的一个机构，并没有对病情监控的责任。“各种机构的责权要分明，这种移花接木的指责过头了。” 据管轶介绍，早在2006年1月25日，他曾经给科技部发疫情报告，告诉他们分离到了这些病毒，但当时还没有确认变种。 2月21日，农业部派出人员到汕头大学和香港大学联合流感研究中心检查。22日，农业部官员与管轶的上司、港大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以及管轶的导师、禽流感病毒研究的合作者Robert Webster（美国科学院院士）等人会面。会上，管轶的同事出示一套幻灯，其中一张幻灯就指出，香港野鸟类的病毒，广西、安徽的人感染，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的禽类，陕西的鸡，都是病毒变种。 “尽管当时没有取名‘类福建病毒’，但我们明确告诉他们病毒出现变异，并已经广泛传播。这是面对面的沟通，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的。”管轶说。 9月20日，港大研究组向PNAS提交论文。“我同时也在准备中文的一个报告。后来，PNAS通知我要发表了，我就赶紧在10月25日将报告交到国家科技部、卫生部。” 管轶是最早检测到内地禽流感疫情的科学家之一。2004年1月29日，大陆宣布在广西发现禽流感疫情。“2004年2月6日下午6时40分，我通过中联办，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有8张带有图表的报告。”管轶称，作为一名医生和科学家，他对时间的记忆精确无误。 7月8日，管轶的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此后，他被指责“泄漏国家机密”，扰乱了国家控制疾病的战略部署。管轶对此表示不解：“报纸上全部公开了，怎么是泄漏国家机密？我提交了8张纸的报告，为什么得到这样的谴责？从疾病防控角度来说，我报告为先，发表文章为后，我尽了自己作为公民的良心，科学家的责任。” 意在影响世卫总干事选情？ 不无巧合的是，管轶论文发表期间，正值中国大力推荐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竞逐世卫总干事。 香港《明报》引述时事评论员的分析称，中国农业部若在研究发表的初期便“实时反击”，可能引起各界争议，事态亦可能“愈搞愈大”而影响世卫选情。直至11月10日，世卫总干事一职已尘埃落定，在“一切到手”的情形下，内地便决定立即作出反击。 香港《大公报》的分析文章则指出，管轶的论文发表于10月30日，翌日即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的关注。而11月6日，世卫就开始正式进入总干事选举程序。“管轶文章被安排在世卫总干事选举前发表，意在影响选情。若非美国中期选举热爆及中非论坛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眼球，舆论一定会就文章所述内容进行大肆炒作，若是如此，陈冯富珍能否当选将增添很大变数。” 《大公报》另发一篇社论说，“管轶文章的发表，令人觉得不解及遗憾。”社论指出，如管轶文章所谓“福建病毒”的确存在，已祸及南亚并将祸延全球，则中国是否又要背上“隐瞒疫情不报”及“全球疫症祸首”之恶名？如此对推动中国加强防疫工作透明度及改善与世卫的沟通合作关系，又有什么好处？ 管轶对此向《凤凰周刊》表示，早在今年2月，即已向内地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认为，根据港大的研究，禽流感病毒已出现变化。随后，港大研究人员进一步对病毒进行分析，直至9月20日正式向PNAS提交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提交后，审稿、发表的速度是人家控制的，作者不可能提出来说能不能压半个月，人家要怀疑你的真实性。结果论文出来后，有人给我扣帽子，说我反对陈太当选。陈太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一直和我合作很好。她是很专业的公务员，我不可能反我们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以前我骂过世卫官员玩政治，但我骂过特区政府官员玩政治吗？没有！” 管轶承认，论文发表的时机选择不是太好，也因此引起一些误会。“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要强调一点：管轶是个爱国主义者，不是别人能够随随便便利用的！” 政治干预学术自由？ 管轶于1983年从江西医学院毕业，1993年加入港大，1997年本港爆发全球首宗H5N1后，便专职禽流感研究。在2003年SARS期间，管轶率先在深圳出售的果子狸、貉和獾身上，找到SARS病毒，找出播毒元凶，力促屠宰果子狸以遏止疫症。2005年，他在权威的《自然》杂志上披露青海湖的候鸟带病毒，造成欧洲、非洲、中东、亚洲禽流感爆发，同年他被《时代》杂志选为“禽流感猎人”。 香港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郭家麒表示，在全世界包括大陆和香港的禽流感研究者中，管轶是最肯发言的人。“很多学者就是埋头做研究，不发表不同的意见、结论。但管轶提醒我们，可能有很大的一个疫情来到，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他提醒我们传染病的重要性，这是很难得的。” 据《明报》报道，对于国家农业部批评管轶的研究，世卫传染病顾问哈特尔11月11日在日内瓦接受香港亚视访问表示，现阶段很难评论中国禽流感病毒是否变种为更厉害的病毒，因为没有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和数据：“最好的方法是所有人坐在一起，讨论相关的数据资料，而不是各说各话。” 对于内地指责港大研究组采集样本“不合法”，郭家麒称，一般来说，做研究工作没有法律的太多规限。“最重要的是，学术上要自由。如果没有学术自由，一切都由长官意志决定，就会有很大问题。SARS就是例子，我们承受的后果很严重，教训就是，要有比较客观的一个态度。” 郭家麒表示，从外界来看，管轶的研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国家可能有更多的一些考虑，但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高招和低招的区别”。陈太现在是世卫总干事，中国有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位置。而在这个位置上，中国要更加小心。“内地应该拿这个机会，跟其他国家多一些联系。因为科学研究是没有国境的，处理不好，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国家，我们国家人口最多、禽畜最多，有最大可能性发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新的科技带给国家。” “有一定控制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农业部自己一手一脚做，外界会说，这是真的吗？里面没有问题吗？如果农业部和管轶等学者合作，外界看来公信力更大。”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记者 刘颂杰（发自香港）

吠声天外

假兽医官的话能信么？ 真正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你提供病毒样本，大家研究。而不是在没有样本的情况下，臆断：数据不真实，研究方法不科学，推论结论就更不可能是正确的。

wangyh0169

中国的兽医官玩的是政治，而不是科学，科学是有争论的，但不是指责和作为政府人员的一种掩盖。

咖啡猫

:L 大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