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株洲市政府让高科奶业租赁太子奶，声称要帮助其恢复到正常经营状态，这个初衷无疑是好的，但事情一直在朝与这个初衷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在租赁合同还不满5个月的时候，高科奶业就有人开始琢磨着如何让太子奶“破产重整”。 太子奶最大的股东和许多债权人都明确反对破产重整，并千方百计向各方表达这种愿望。但是，这一切是徒劳的，他们拧不过高科奶业。 调查太子奶“被破产”，我们发现，“破产重整”四个字下面隐隐约约浮现出的是一条条错综复杂的利益链。这些利益链，隐藏在太子奶千万元广告合同中，也隐藏在高科奶业由姓“公”转姓“私”的操作中，还隐藏在太子奶经营业绩的迅速下滑中，隐藏在李途纯取保候审请求未获批准的处理中。 循着这些利益链，我们相信人们能推开事件真相的天窗，让公平和正义的阳光照到那些阴暗发霉的角落。 按照预定计划，10月10日是湖南太子奶集团（以下简称“太子奶”）债权登记的最后一天。10月下旬，由太子奶租赁方株洲高科奶业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科奶业”）主导的债权人大会将召开。 太子奶的创始人、大股东李途纯被排除在上述工作之外，因为他一直反对太子奶破产。高科奶业董事长文迪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破产重整可以由债务人提出，也可以由债权人提出；如果由债权人提出，不经李途纯签字同意，太子奶也可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按照文迪波的这个破产重整计划，李途纯可能彻底失去他自己一手创办的太子奶。 从2009年1月将太子奶租赁给高科奶业经营开始，李途纯就失去了太子奶的经营权。如今，他面临的危险，将是失去整个太子奶的所有权。 “文迪波违背大股东和债权人意愿，强行推动太子奶破产，也违背了株洲市政府施救太子奶的初衷。”一位知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掩盖他主政期间给企业造成的巨大经营黑洞，通过破产抹去他所有的暗箱操作痕迹。” 从“恢复到正常经营状态”到“破产重整” 一位知情人士说，甚至在株洲市政府确定了太子奶不搞破产的基调后，文迪波还公开接受数十家媒体采访，宣扬破产重整是太子奶的惟一出路，从此，“破产重整”成了解决太子奶问题的主基调。 太子奶“被破产”的命运显然与株洲市政府的最初宣称的目标完全相反。 根据双方2009年1月20日签署的《资产租赁合同》，高科奶业的主要目标是以“保护性租赁经营等方式拯救太子奶集团公司”。 合同说，鉴于承租人并非公司股东，采取租赁经营完全是对太子奶实行保护性经营，帮助其恢复到正常经营状态。租赁期间，租赁合同双方对太子奶核心资产均无处置权。 所谓正常经营状态，是指在一年内销售额达到约12亿至14亿元人民币。租赁合同执行期间，高科奶业保证提供太子奶生产恢复到正常经营状态所需的流动资金，太子奶业务经营所得净利润保留在太子奶，用于逐步消化企业负债。 根据合同规定，如果高科奶业达不到上述指标或不履行租金支付义务，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相关股权转让及股权处置收益分配原则也一并取消。无论是租赁合同终止或引进新的投资者（以正式合同和首期资金到位为标志）时，高科奶业应交还对太子奶核心资产的租赁权。 高科奶业接手后，太子奶经营业绩直线下降。一位太子奶高管说，7月份为销售旺季，但2009年7月太子奶销售额已下降到月不足2000万元，同比下降90%，比5年前还低一倍，大面积停产现象多达20多天。 就在合同执行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文迪波曾与其中学同学陈传焕等熟人的公司签订1200万元以上的广告合同（相关报道见本报9月27日第四版《太子奶千万元广告合同利益链曝光》），太子奶大批创业元老和业务骨干被辞退，被李途纯团队称为“公安立案追捕或刑满释放犯”的大量“坏人”进入高科奶业高层。 早在2009年5月，对太子奶进行破产重组的计划就开始酝酿。李途纯获知确切信息后，于2009年7月1日向株洲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及相关负责人提交了《太子奶不能走破产道路的报告》，极力反对破产。 这个报告说，在市长和市政府的决策下，太子奶上万债主的债务分七年期归还的计划已基本得到支持，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无数个积极的方案可帮助太子奶彻底解困，而不能用消极的破产方案解决太子奶的问题”。 在列举11条不能破产的理由后，李途纯提出希望完整准确地执行“高科奶业不承担任何债务风险”、“以太子奶法人代表为主负责债务清算”、“让股东自行承担最终责任”、“政府协助引进投资者”等设想。 但李途纯的努力没有取得实际效果。“9月份，文迪波对员工和经销商多次宣称公司即将进行破产重整，并称‘李途纯是不可能回来的，公司马上进行破产重整’，并要求经销商不要慌，新公司将会承接原经销商的债务，破产只是破银行和供应商等等。”一位知情人士说。 一位知情人士说，甚至在株洲市政府确定了太子奶不搞破产的基调后，文迪波还公开接受数十家媒体采访，宣扬破产重整是太子奶的惟一出路，从此，“破产重整”成了解决太子奶问题的主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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