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新品种培育：从育种创新到安全至上

　　中国正式实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是在1996年，“当时明确由农业部制定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条例，并正式开始了安全性管理。2001年国务院颁发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了转基因的安全管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介绍，这些条例和规定涵盖了农业转基因的研究开发、试验生产、加工、进出口各个环节，是全程化的评价和管理，说明中国转基因安全的管理进入了法制轨道。

　　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经过了大约10年的安全性的评估和审查。“首先，研发单位要提供基因的分子特征、遗传稳定性、环境安全性、食用安全性等方面的研究数据。之后由国家农业生物安全委员会，包括生物技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专家进行全方位的严格审查。审查结果再送交由农业、卫生、环保等11个部委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审查作出决定，最后由农业部颁发允许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黄大昉解释。

　　由于转基因水稻既在环境安全性方面涉及到一些珍稀种质资源，包括野生稻，地方品种保护和利用的安全性问题，也涉及到人畜长期食用的问题。因此在国际上，中国对大宗粮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评价所持的态度科学而严谨，作为中国乃至亚洲人民的主粮，国家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审批就更加谨慎。

　　在食用安全性评价方面，除了必须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惯例的规定之外，还根据中国和亚洲人的膳食结构和大米的主要特点，额外增加了一些关键指标的检测和验证。在环境安全性评价方面，所有转基因作物都涉及到对昆虫天敌和经济昆虫、益虫有没有影响。从生物安全专业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科研人员的措辞都是中性、客观的。

　　对目前的食品安全性试验期比较短，数据表示的安全并不代表未来50年或者几百年依然安全的说法，黄大昉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目前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评价和评估已经有了科学标准。此外，目前验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跟现行的食品相比较，转基因食品在营养与品质上与现行食品相同，且没有农药污染更为安全。另外，在评估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是超量的，这个量代表着一个更长时间可能产生的一些危害。美国在1996年就开始大规模地应用转基因作物，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任何一次由于使用转基因食品而产生的健康问题。

　　管理新举

　　提到项目的管理机制，项目组负责人万建民介绍：“按照专项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项目注重统筹协调和制度先行，加强和规范了组织管理，实现了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高效运行。”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组建立了行政与技术管理并行的组织体系。行政管理体系由专项领导小组、专项管理办公室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组成，主要负责专项的决策、组织管理和条件保证。技术管理体系由咨询委员会、总体组和执行专家组组成，分别负责战略咨询、技术指导和项目执行。目前这两个体系在战略决策、组织保障以及研究方向把握和任务落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项目还以专项重大任务为引领，坚持大联合大协作，形成的上中下游紧密结合，多部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协作机制，充分凝聚了各部门优势力量，形成了实施合力。

　　为保障专项的可持续发展和有序研发，项目特别注重生物安全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课题承担单位成立了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和相应的管理机构，落实支撑条件。同时，分批次、分层次开展的生物安全管理知识培训，确保了研发的安全和有序。

　　在顶层设计中，项目坚持产品和产业需求为导向，部署了一批重大和重点研究课题，构建了以重大品种培育为主线，上中下游结合，品种培育与技术突破互为支撑的产品导向型实施模式，增强了专项实施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项目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同时，项目组构建的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上中下游一体化的运作模式，推进了转基因生物研发与产业化进程。在产品研发与基地建设方面，项目发挥了主产区优势育种单位的重要作用，快速培育适应不同生态区的转基因新品种新材料。在中试与产业化方面，充分发挥了企业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了树立企业在投资、研发和应用的主体地位。

　　中国转基因抗虫棉花品种培育和产业化取得巨大成效。2008年至2010年，新培育36个抗虫转基因棉花品种，累计推广1.67亿亩，实现经济效益160亿元，国产抗虫棉份额达到93%，有效控制了棉铃虫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