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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木生
一心一意搞建设更好
大家对杜润生老人的评价非常高，说他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老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是，智慧，宽容，有云水襟怀，松柏气概。
从年轻时代起，杜老和很多人就不太一样。抗日战争时，他是晋冀豫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队长。他说自己不会打仗，跟日本人打仗时经常一跑一躲一藏，然后冷不丁消灭几个日本兵，自己绝对不是战将。杜老也总说自己不是什么理论家，没有那么大的贡献，就是个符号。实际上，杜老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善于讲道理，善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这点上，谁都比不上杜老。
杜老什么时候都特别平和，而且智慧，特别善于绕过争吵。大家的惯性思维是讲好人、坏人的故事，尤其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吵包产到户，要么是产量能说服方向，要么是“毛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搞资本主义”。但大家说得再激烈，杜老只说，我去贵州调查，去云南调查，农民把公粮交后还要吃返销粮。粮食在长途运输过程中消耗那么大，结果还要再补贴农民，让农民交公粮还有什么意思？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让这些贫困地区、山区、老区的农民，自己能养活自己，国家还避免了浪费？
大家一听有道理，何必这么折腾呢？杜老也没讲路线，也没讲谁对谁错，就是一个叫农民吃饱，大家就点头同意了。这样，就有了七十五号文件（1980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编者注），让农民“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就把非常复杂的问题撕开了一个口子。
杜老的说服力就在这儿，不用吵意识形态的问题，搞点去意识形态化。杜老就说，现在中国人是十亿人，大家要是不斗，一心一意搞建设，更好。
关于杜老善于讲道理，我就亲耳听万里同志讲：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讲，杜润生也讲，怎么他一讲，意见不同的人就能够坐在一块听进去。我们讲的，就往往引起很激烈的争论，“不是东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最后又陷入过去那种“斗争哲学”。
“你们这些年轻人，被惯坏了”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这是大功夫。他这样的功夫表现在对年轻人的容纳上。当时，农发所进来了很多年轻人：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陈一咨、陈锡文、杜鹰，还有罗小朋（当时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大家从来就各有各的观点，知识结构也比较超前。那时候，能够大量读西方经济学书的人不多，这些人在“文革”中能够读“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内部出版了一批外国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著作，分别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书衣，时人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等——编者注）。
我们就经常吵来吵去。一吵，杜老就哈哈一笑，说你们不要这么吵。杜老给我说，这些年轻人思想各不一样，各自的逻辑都那么完美，我比不上他们，怎么把这帮年轻人引到健全的轨道上？我对他说，杜主任您过去带领过游击队，做过邓小平、林彪、邓子恢的秘书长，在科学院还是秘书长。您是一个最会出主意的人，是怎么引导大家聚合在一起的？他说，就两个字，实践；四个字，到实际中；五个字，到实际中去。我说，那我跟您说一下，现在全国包产到户基本蔚然成风，但是又遇见了新情况和新问题。他说，好，就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包产到户以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然后，他就把四十几个“小家伙”，都派出去调查。后来，大家的调查报告就形成了一篇主报告，十二篇分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个当时的顶尖刊物上全文刊载。我写的是包干到户、双包到户之后的协作和联合，我和杜鹰、谢阳一个组。
当年价格闯关的时候，年轻人整个就闹翻了，有的坚持必须马上闯，也有像王小强、罗小朋这样的，说不行，中国经不起这样剧烈的折腾，我们既然是渐进式改革，就不要这样做吧。杜老最重最重的话，也就到“呵呵，你们这些年轻人，被耀邦、紫阳给惯怀了”。但实际上，这句话是个很重的批评，但他说得很轻，就是说当中央领导重视你们的时候，包括万里同志这么重视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膨胀，不要脑子发热。
当时，杜老规定，结婚还没孩子的，和没有结婚的，每年起码要有六个月沉在最基层，这样才能够脚踏实地，接地气。
从实践中了解农民想什么，农民要干什么，这就使大家的意见聚合起来了，为后来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开放农村工商业，解决农村流通问题，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正是有了这些报告，农村发展组走上了比较健全的发展道路。
所以，杜老的伟大不在于他一个人的学问有多大，而在于他特别能够组织人、发动人、宣传人，而且让人自己得出结论。
“小家伙，这个问题你要说全了”
杜老在领导岗位时考虑问题总说，“小家伙，这个问题你要说全了。”我就说，“杜老，你干嘛呢，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双层经营，你累不累啊？”杜老说，“小家伙，这些东西你不顾全了，一个巨大的排浪下来，你们就没有翻身的余地。”1982年，他领着大家制定第一个“一号文件”时，真是呕心沥血。半年准备，三个月调查，三个月修改文件。我们觉得已经写得很好了，杜老说“不行”，他老人家就一页一页、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推敲。我们年轻人说，杜老你不要这么辛苦，大方向对了就行了。他说，什么大方向？大方向行了还得要靠细节，往往就是一个细节通不过，满盘皆输。
杜老说，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的时候，要换位思考，光有好的知识结构是不行的，你们要给自己提一个大问题，要考虑中国实际问题。
杜老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同纲领”，再三讲中国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杜老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得非常好，但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结束得太早了，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要搞一百年。但是，从1953年开始，指导思想就开始转变，到1956年就完成了“一化三改”。杜老对这个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他又特别能理解人。
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像“小脚女人”一样，必须在背后猛击一掌，他们才能走几步。陈伯达就跑到毛主席那里说，杜润生是给邓子恢“摇羽毛扇”的。毛泽东请杜老去中南海。杜老说，我不反对合作化，更不反对互助组，但是不能强迫农民，要让农民发自内心的产生觉悟。俩人谈的很好。毛泽东就留他吃饭。饭间，毛泽东忽然说，小杜啊，我给你提个严肃的问题，你得跟我说真话。如果中国发生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你站哪边？杜老想讲心里的实话，但是他要把握表达方式。毛泽东笑了，说杜润生你不用说了，我替你说吧，你可能站在布哈林那边。毛泽东然后就自问自答，布哈林有什么错误？他无非是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我的观点也是这样，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
杜老讲这段往事的意思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要看世界大格局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允许你干什么。不是理论的完美、逻辑的完美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把农研室给解散了，年轻人接触面就更广了
当初，罗干到农研室宣布，为了加强农业，要撤销农研室。我怕杜老心里承受不了。到他家一看，他前后左右都摆满了书、文件、资料，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还是那么优雅，说话气绵如水，好像没有一点烟火气，老是那种闲云野鹤的。杜老说，他们把农研室给解散了，好啊，你们这些年轻人会分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去。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一样生根发芽，接触面就更广了。
在我看来，农研室的解散，实际上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巨大败笔。因为这就是把一个不管钱、不管物、不管人升官不升官，只给中央做独立政策建议的一个超脱机构，给解散了。这之后，利益集团决策逐步形成。所以，各种各样奇怪的决策都会出现。没有一个像农研室这样的超脱机构，决策就是谁官大谁拍脑袋，当然要出问题。
农研室时期的五个“一号文件”，农民会把文件贴在扁担上，贴在门上，带在身上，农民完全看得懂、听得明白。再看看今天的好多文件，我们都看不懂了，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
这是最后和长城的告别了
杜老年轻时，孔祥熙、阎锡山都争取过他，他要想当官，就送他去南京；他要想深造，就出钱送他去美国。但他没动过心。杜老说，那个时候，中国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救亡图存是大多数有志气的年轻人的想法。
杜老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动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让从1956年就开始的包产到户终于有了出生证，却未发生任何震动。我给杜老说，您这一辈子够了。但是，他还说不够。
有一次我去医院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木生啊，中国的农村改革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五个“一号文件”解决的问题，无非是双包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多种经营、农村可以进城、贸易自由、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遍地开花，这只解决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当时我们设想的，中国应该搞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那样的综合农协，从金融、农村社保、产前产后服务、农村的协作、组织化，一直到教育、养老的一系列协作。最可惜的三分之一是农会，眼看就要成了。杜老说自己最后一次见邓小平，是1989年向他汇报，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杜老提出，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但农民还有特殊利益，有了各种利益集团之后，农民要有农会和这些利益集团制衡、博弈、讲出自己的需求和道理。如果这点做到了，中国就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有了自己的农村组织，重塑农村更高级的共同体。让农民自己自觉的、有组织的、而且有保证的参加城市化，农民变成为市民。这样，农民才真正有了国民待遇。
杜老关键有一点，就是把中华民族经过百年奋斗所提炼出来的好东西，也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宝贵的财富，能够身体力行，一丝不苟地坚持下去。
杜老绝对有一定之规，有自己的观点。谁也休想把自己的观点灌输到他的脑袋里。就说“特色社会主义”，他很清楚，改革开放是对谁改革开放？不就是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嘛，总不是对朝鲜、古巴改革开放。他就是有一个世界格局在心中。另外，引进资本，势必会引进市场机制。那么，市场是不是有周期的？是不是中国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如果会，我们为什么就不承认呢。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是比过去少了，而是大大地多了。我们只有承认它，给它地位，才能驾驭它、领导它，我们才有往上升一格的可能。
民主是个好东西，杜老说得很明确，不过，在他看来，我们和美国式的民主不一样。他们是替民选主。我们是引导人民当家作主，在各个方面人民都是我们的根。
杜老90岁的时候，老跟我唠叨带他去长城。来到长城脚下，他手搭凉棚，对着雄伟的长城，顺着长城的蜿蜒起伏看了一遍。我这边还想着怎么扶他往上走，结果他说，“可以回去了，这是我最后跟长城告别了。”杜老说，长城从春秋一直修到明朝，但挡不住蛮族入侵。长城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切片，使得中国老能大一统，文明没有失落。
晚年，杜老告诫，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中国GDP达到世界第二就不得了了。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要刚学会了三招两式，就想花拳绣腿把别人撂倒，自己当老大。这是在中国最要不得的，太不现实了，这是不懂中国的问题。中国好不容易也就是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路还长得不得了。
家里就这一万了，省着点花
对人，杜老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语带贬抑， 回答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老人说过的最狠的话，就是说某个人不厚道。杜老真批评人的时候，没点悟性的话，还以为他在表扬人呢。
老很纯粹，非常有涵养，非常高尚。他没有私心，或者说私心很少，我没看见过杜老为自己琢磨什么。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搞“治理整顿”，年轻人劝他，说杜老退吧，现在改革没法搞了。当时的领导人也跟他说，去政协做副主席吧。杜老从来不爱发脾气、生气，但这回他确实生气了。他说，我三次写退休申请，你们都让我再干再干。现在的改革形势越来越困难，改革碰见了大问题，我这时候退，去混个政协副主席，有意思吗？你们觉得有意思吗？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杜老老伴马阿姨脑梗之后住在宣武医院VIP病房，这是杜老属下当年的“小伙子”安排的，但费用高啊。有一次我陪杜老去，他拿出一万块钱，上面还有封条，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杜老哆哆嗦嗦地跟司机说，家里就这一万了，省着点花吧。我听着都心酸。
还有一次，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工作结束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我们自己家条件好了后，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每年把杜老、朱厚泽等老人组织到北戴河休息休息。杜老那么大岁数，下水游泳，特别讲基本功，一招一式特标准。他年轻时打网球，那步伐、那握拍的姿势，一招一式绝对特专业。杜老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讲究科学。我觉得我一辈子永远也学不会杜老的两个优点。一个就是基础知识、基本功非常扎实，然后再发挥。一个就是从不发脾气，顶多严肃一下。人修养到这种程度，太不容易了。
“你们说了过分的话没关系”
杜老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上世纪80年代领导我们改革开放的那代人的告别。他们那时候的民主作风，不是“让人说话”这样简单。不仅让你说话，而且要让你心服口服地接受，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辩论，最后激荡出正确的适合中国的政策。
那时和今天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中央领导有需求，让这帮年轻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从不打棍子、扣帽子。那时候也吵得也很激烈，有人说中国就应该四分五裂；有人就赞同《河殇》，说黄土地文明战胜不了蔚蓝文明；有的就说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于集权，搞邦联制就好了。杜老就说，你们说了过分的话没关系。万里同志把我们叫来，杜老陪着我们，说今天咱们搞点自由化，大家畅所欲言。万里说，我看你们写了不少东西，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抽空也看看。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都提了六次“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你们先说说吧。我们大家那时只会背定义上的社会主义，就说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定义，列宁的社会主义定义。有的人说得更极端。我当时就说，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能够把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人民生活能够改善就是好主义，我们就是发展主义。
然后，万里就说，你们说什么都没关系，我给你们下个定义。我没你们读那么多书，我觉得中国是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能让农民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断得到实惠，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哈哈大笑，说你这个还不如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呢。杜老马上添了一句：年轻人，你们要记住，我们的起点就不如苏联。
我说世上已无杜润生，意思就是，那种中央和基层紧密结合，来自由研究和讨论中国的问题和困难的一代人不在了。■
（本文为作者10月13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口述实录，财新记者杜珂整理，已经过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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