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三鹿废墟：一个公共品体系的艰难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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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0日，是农业部全国生鲜乳收购站拉网检查的最后截止日期。
　　启动于10月11日的这次拉网检查工程浩大，涉及全国13500余家生鲜乳收购站，由各省(区、市)畜牧兽医(奶业)主管部门在11月30日前负责组织本省(区、市)所有生鲜乳收购站的拉网式检查和抽样，12月10日前完成样品的检测及复议工作后，如今终于行将结束于最后一个环节——检查总结了。
　　尽管最后的结果公开有待时日，但几个主要产奶省份都在公开、半公开地披露乐观论调，不出太大意外的话，此次检查预计将交出一份漂亮答卷。这对于此次要求繁多的检查来说殊为不易。
　　根据农业部的要求，此次检查，对于生鲜乳收购站要求使用洁净的不锈钢或塑料液态乳铲斗，采样前要求开动机械式搅拌装置搅拌至少5分钟。对生鲜乳运输车的储奶罐，采样前要先用人工搅拌器探入罐底，采取从下至上的方式搅拌30次以上。样品充分混匀后，用液态乳铲斗从表面、中部、底部三点采样，每个点采集1升。生鲜乳样品采集后，还要求采用保温箱内加冷媒运输——以保证运输过程中保持保温箱内温度不高于4℃，24小时内抵达送检测单位。
　　这在两年多前难以想象。在那场导致婴儿结石病浪潮的公共灾难中，当时缺的并不是不锈钢或塑料液态乳铲斗，也不是运输工具上的保温箱，而是最基本的“地图”——全国生鲜乳收购站分布状况。
　　奶站们的两年生死
　　2008年9月中旬，三鹿奶粉事发，紧接着蒙牛、伊利等乳业大品牌卷入其中，三聚氰胺危机引爆。多股力量迅速进入危机成因搜查工作，并很快将生鲜乳收购站——通常被简称为“奶站”，锁定为主要肇因。
　　但究竟全国有多少奶站涉入三聚氰胺掺假?事件前后，官方一直不置一词。事实上，当时众多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一家掌握这个最基本的情况：全国究竟有多少家奶站。
　　在2008年9月22日召开的奶站专项整治行动视频会议上，农业部长孙政才表示：“由于奶站属近几年才出现的经营实体，目前国家对此既没有专门的监管办法，也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原料奶中间收购环节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一位乳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奶站兴起于2007年前后，其时，乳业公司激烈争抢奶源，而抢奶行动多数靠奶站来实施，奶站因此遍地开花。
　　“工商局说，这应该由农业部管，不肯直接发工商执照。而农业部门也不愿碰这块。互相推诿的结果，是‘三无’奶站大批涌现。”上述乳业资深人士说。
　　对于乳业公司甚至地方政府来说，奶站的存在，提供了一条“超车”的近道。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进大乳业公司时，常被要求承诺保障奶源。怎么保障?就是建奶站。有奶站作为乳业公司与奶农的中间层，使得乳业公司有了一个方便的调节阀门。乳业市场好时就放松阀门、降低标准，市场不好时就关紧阀门，抬高标准。”中国奶业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理事称。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快速蔓延的奶站成了一个没有监管的真空地带。由于没有一个部门掌握奶站的总体情况，在三聚氰胺事发后的2008年9月下旬，农业部不得不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进行全国奶站专项整治行动。
　　其后，国务院文件规定“农业部门负责加强对奶牛饲养和奶站的清理整顿和监督管理，规范生鲜奶收购秩序”。
　　但农业部内部对此并非一片欢迎声。该部在全国奶站专项整治行动中上报的一份文件中提出，“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确，很多环节如何管理没有界定，具体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建议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对相关问题特别是农业部门的具体职责进行明确。”
　　奶站的管理就此半推半就地落在了农业部头上。此后的两年，这一死角迅速被打扫，持证规范经营的要求以及三聚氰胺危机所揭示的风险，使得部分奶站退却。
　　在三聚氰胺危机的引爆地河北，河北省畜牧局2008年9月30日上报的《河北省奶站、饲料专项整治行动情况汇报》显示，当时专项整治行动中涉及督导奶站2296个——这个数字比危机前实际运营的奶站数目已少得多，而到了两年后的今年年底，这些奶站已剩下不到2000家。
　　12月1日，2010年全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俊勋在会上介绍说，目前全国13503个生鲜乳收购站全部持证收购。
　　一份详尽的奶站分布图表终于被绘制出来，指引着农业部在今年完成了数次三聚氰胺专项检查。
　　河北乳业的后三鹿时代
　　随着万余家奶站转入持证经营，生鲜乳收购秩序开始展露新颜。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奶业)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李胜利等人于三聚氰胺危机期间曾出过一期工作简报，显示其时我国乳业企业的奶源来源10-15%来自规模化牧场，25%左右来自奶牛养殖小区和奶站，其余部分均来自散养农户。
　　“现在散养基本不允许了。”河北省奶业协会秘书长袁运生说，三鹿出事之后，河北省主抓三项工作，包括奶站规范、规模化饲养和推动企业经营管理奶站，两年多之后，除奶站全部规范外，规模化饲养也取得很大成效，目前拥有50头奶牛以上的养殖小区等规模饲养方式，已支撑起当地奶源的80%以上。
　　这自然有赖于两年来乳业的恢复性增长。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乳制品总产量为1935.1万吨，比2008年增长12.9%。
　　增长的引擎主要依靠大乳企。袁运生说，三鹿出事之后河北的用奶缺口主要由蒙牛、伊利补上，两家用掉了河北奶源的八成。
　　今年1-9月，河北存栏奶牛170余万头，产奶量346.9万吨，位列全国第三，企业到奶站的生鲜乳收购价格每公斤在3.5元左右，到奶农的价格约为3-3.1元/公斤。
　　但即使如此，仍有部分奶农不赚钱，原因在于今年成本提高，“基本上奶农养十头、二十头以下的就不赚钱，奶站每天收5-6吨奶以下的也够呛。”袁运生说。
　　对于奶站来说，规范经营带来各项成本水涨船高。而对于奶农，最直接的因素来自农产品[17.84 -1.44%]价格暴涨。
　　黑龙江省双城市民安村奶农何秀萍算过一笔账，今年玉米价格每公斤从1.2元涨到了2元钱左右;秸秆的价格也由0.5元一捆涨到了2元钱，综合算下来每公斤牛奶的成本比一年前高了约20%。
　　这意味着何秀萍的每头牛吃的口粮每个月700多元，而挤出的奶也就卖个700多元，基本上没钱赚。
　　2009年时，内蒙古物价部门牵头成立了由农牧业厅、财政厅、奶业协会、蒙牛乳业[21.05 -0.47%]、伊利集团、奶农代表、生鲜乳收购站代表共同组成的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但这没能阻止内蒙在收购价中垫底，今年11月上中旬，最低的生鲜乳收购价2.83元/公斤，出现在辽宁，内蒙内蒙古则以2.86元/公斤位列全国倒数第二。
　　奶农未觉奶价高，而乳制品企业却开始喊“亏”。
　　以收购价接近全国均价的甘肃为例，今年前三季度，乳制品总产量同比增长45.54%，但全省乳品行业亏损超过2000万元。
　　尚未远去的幽灵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兽医产科学博士、曾在国内外多家超大规模牧场担任负责人的张廷青认为，奶牛养殖不能一味指望提升原料收购价，“(中国)奶牛品质低是造成奶牛养殖业效益低下的主因。”
　　张廷青介绍说，美国农业部多年来一直使用奶价/饲草料价比值指数作为预警奶牛业效益的晴雨表，其计算原理以售奶平均价格/吨除以含蛋白质16%全混日粮平均价格/吨(玉米、大豆和苜蓿为基本组分)。一般来说，比值在2.5以下对奶牛业发展不利;2.5-3.0是不好不坏;3.0以上对奶牛业发展有利。
　　例如三鹿事件爆发前一年的2007年8月，美国的奶价约合人民币3595元/吨，奶价/饲草料价比值为3.94;中国的奶价为2200元/吨，奶价/饲草料价比值为1.66。而现在，价格正好倒了个，“全国奶价均值3.07元/公斤已远远超过美国目前2.15元/公斤水平”。
　　张廷青认为，应推动低质奶牛的淘汰，这方面，“政府应承担首要责任。”
　　“防疫补贴、农机补贴、良种补贴、奶牛保险补贴……”袁运生随口数出数项补贴，他认为中央政府并非没有重视，政府为推动奶牛质素与饲养水平不遗余力，“但到了落实层面就打折扣，这是现实。”
　　旅欧乳品工程师施大生说，奶源是乳业的关键，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品结构与生产工艺的实施。标准的巴氏杀菌和超高温灭菌(UHT)要求生奶细菌含量分别不超过30万个/毫升、50万个/毫升，“但我国目前能够达到30万个/毫升的生奶产量很少;同样，能够满足超高温灭菌工艺需要的细菌基数小于50万/毫升的生奶产量也不多。”
　　结果是，超高温灭菌乳大行其道，并且生产中使用超强度的热处理将细菌数超过正常工艺需求的生奶被加工成为“合格”的终端产品。这种偷梁换柱掩盖了原料的问题，也阻止了奶牛饲养的自我优化。
　　施大生认为，欧洲的经验证明，乳业只能基于优良品质的巴氏杀菌奶健康发展。而张廷青补充道，在美国几乎都是巴氏杀菌奶。
　　与他们观点相似，中国现代畜产品加工科教事业奠基人骆承庠相信，乳制品行业要健康发展，一个关键是奶源，另一个关键是产品上以巴氏杀菌奶为主，两者密切相关，而目前对检测手段的倚重实际上对于乳制品安全程度的作用非常有限。
　　他回忆起多年前某同行欣喜地谈起自己的一位学生能检测出25种乳品掺假，“我当时就跟他讲，你查出25种，就会有第26种发明出来。”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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