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北京青年报 胡冉
直到“猪流感”的称号被世卫组织更正为“甲型H1N1”流感之后,加拿大才出现了第一批受到人类传染而患上“猪流感”的猪。
世卫组织为“猪流感”改名,被赋予各种角度不同的解释,但“猪流感”根本就不是猪的流感,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没有人类对猪的一厢情愿、不由分说的“亲密接触”,猪流感病毒尽可在猪与猪之间自由传播、自生自灭,对人类根本没有任何恶意和伤害。但人类在保护自己的时候,从来不肯讲究方式方法,虽然第一批“流感猪”其实是人类“猪流感”的受害者,但既然它们可能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也就终归难逃人类的屠刀,就像当年全世界成千上万只地屠灭患上“禽流感”的鸡一样。到这个时候,就连动物保护主义者,都没有勇气为无辜的动物们再置一言。
其实猪一向都是人类最亲密也最轻贱的朋友,至少对于中国人而言,没有猪,就没有家。长有一对凶悍獠牙的野猪,究竟如何被驯养成饱食终日、驯顺待宰的家猪,是一部已经无从考证的漫长历史。但自从“家”的概念被诠释为一个屋檐下养着一头猪开始,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就和猪发生了无法割舍的密切关系。去年“5·12”地震之后,那头大难不死的“猪坚强”的真正动人之处,不在于作为一头猪的意志如何坚强,却更多地在于它的存活,象征了大灾之后生活依然可以延续的希望。几天前,汶川地震博物馆落成,“猪坚强”作为活的物证隆重入驻,局外人不免稍感错愕。但如果一年后的今天再回灾区,看到受灾的百姓在为自己搭起栖身木屋的同时,就忙不迭地重新养起几口肥猪,才能真切地体会猪与当地百姓的关系究竟有多么密切,也就能更深切地领会“猪坚强”受到隆重礼遇的真实含义——“猪坚强”隐喻的,其实是“人坚强”
遗憾的是,随着农耕社会人与猪堪称相依为命的关系解体,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的猪,已经成为人类肉食供应链上最底层的一环,现代化养猪场则不过是肉联厂流水线上的“原料供应基地”而已。每天清晨农妇与猪之间彼此吆喝、呼应的乡村场景,被现代化养猪场里规律而冰冷的机械化养殖所替代;按照严格的营养配比,加上各种维生素、抗生素,乃至瘦肉精勾兑而成的“饲料”,代替了营养未必充分,但冒着热气、带着主人餐后残渣的“猪食”;人与猪之间的所有共生关系和感情联系都被斩断,代之以按照出肉率、瘦肉率、利润率而计算盈亏的赤裸裸的供需关系。
有动物保护主义者谴责说,那些唯利是图的肉制品制造商的最高理想,是培育出一种无需借助一头活猪,就可以在培养皿里不断生长的活的肉块。虽然这样的场景想起来有点恶心,但现代化养猪场里那些终生不见天日的猪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被简化成了一具“肉块生长器”。而且,现代化的脚步无可逆转,没有哪个城市的消费者会关注和在意超市砧板上的“冷鲜肉”,来自哪只或黑或白的活猪。按照这些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的消费者们的理想,为了便于下刀,猪肉最好长出来就是方的。就此而言,他们和唯利是图的肉联厂老板们心意相通。如果那些老板们能够再节制一点,别往猪饲料里添加太多瘦肉精之类的毒物,他们与消费者共同营造的和谐社会,也就指日可待了。
稍不顺心的是,在这个链条中被置于纯粹受支配地位的猪们,却有些不太配合。虽然吃饱了就睡的习性,已经最大限度地自我简化了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麻烦,但它们在现代化饲养环境中呈现出的种种不适,还是顽强地向人类表达着解散回家的愿望。我不是泛灵主义者,并不认为一种本来只在猪-猪之间流传的病毒,却变异为可以攻击人类而且无药可救的超级病毒,真的是猪和病毒联手向人类施行的报复。但这是一种必然的轨迹——当数万头猪被“现代化”地集中于相对狭小的猪舍中时,就相当于人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病毒培养基地,在此培养出几个生命力超强的新型病毒,其实恰是人类不懈努力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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