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完柑橘之后还要再救鸡蛋吗？

崔若伟

　　柑橘生蛆引发消费恐慌，鸡蛋里挑出三聚氰胺，生活果真精细得紧，也脆弱得紧，在消费者已经吊坠不起一根头发丝的神经上，人们千疮百孔的心理防线，仍被一再洞穿。
　　一条短信酿发“社会惊遁”，三聚氰胺居然可以潜入鸡的卵里，尽管有教授专家以不同的方式一再背书无伤健康大雅，但对于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大众来说，除了恐慌之外，确实别无他法。到现在，人们也弄不懂三聚氰胺是如何进入奶粉变成蛋白的；到现在，人们已无力去弄懂新鲜鸡蛋中何以有超标88%的三聚氰胺；到现在，人们弄懂了柑橘蛆虫对人体无害也没办法说服自己去消费。
　　无论是一点火星或是一场爆炸式的食品安全危险曝出，几乎都是消费信任的崩解，足见消费者状如惊弓之鸟的创巨痛深。因而，每一次食品危机之后，必有挽救行业的哀哀之语。
　　救救奶粉之前，是救救孩子的杜鹃泣血。三鹿毒奶粉丑闻，伤害已大面积发生之时，信息仍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直至事情颓败到地方官员置人民生命健康于罔顾，视人民疾苦呼号于罔闻，使事态从犹可为之转而一发不可收拾。奶粉与奶业的这步田地，是自己顶着业内公认的“潜规则”、顶着质检制度的施恩，一步一步走到与消费者为害为仇的境地，因此奶粉只有自新才能自救。所谓救救奶粉，不是自怜，而是假自怜之名以欺世，直到今天，我们犹未闻与三聚氰胺有染的奶企正式而真诚的道歉。
　　要我们保存奶粉，也须奶粉能保存我们，所以无论我们眼里如何饱含泪水，现在原谅奶粉丑闻为时尚早，若无洞穿制度的批判，就只能证明现实的软弱。恰恰柑橘蛆虫事件继之于后，事有分际，却又一脉相承。
　　四川广元柑橘蛆虫暴发，大实蝇疫情及时为当地政府控制应是实情，但此一信息未被主动公开，致使“不要吃橘子”的短信流行，此后四川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指短信为“谣言”。而太原、济南、乌鲁木齐、郑州等地相继发现柑蛆，恰恰击中了消费者心中的隐忧，又使政府“辟谣”产生巨大的心理逆反——除了摆在面前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外，我们总是首先得到被称之为“谣言”的解释，所以恐慌总比不恐慌要好，毕竟本能也是一种保护。
　　由此直接导致了与疫情无关的湖北柑橘全面滞销，柑橘价格在京城跌落一半亦少有人问津，橘农只能看着成熟的柑橘烂在枝头，若任由事态发展，湖北橘农损失将达15亿。相对奶粉，湖北柑橘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救救柑橘比救救奶粉要正义得多。事实的分际不难看明白，但柑橘事件的发生，却是不折不扣对于奶粉丑闻的反动。
　　若无奶粉丑闻于前，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不至于如此脆弱，对于权威信息的不信任不至于如此沦丧。奶粉丑闻已使公众对于危机信息的包裹严重厌恶，对食品安全被动应对而非主动预警的制度十分反感，回过头看，事发之初，政府方面指短信为谣言是对社会信任的严重打击，辟谣的公信力敌不过谣言的公信力，或者说，越辟谣，谣言就越有公信力。
　　“你说无害，我就是不吃”，平凡生活，如此惨烈心情，除了表达不信任之外，其逆反心理亦是毒奶粉事件以来不满的宣泄。与其说柑橘为流言所累，毋宁说柑橘大实蝇疫情是在为奶粉丑闻承担后果；与其说橘农无辜受损、消费者无理性地惊遁，毋宁说现实在以另一种方式对产生奶粉丑闻的制度缺陷进行批判。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以民族的进步获得补偿。如果暂时没有进步作为补偿，一个民族在伤害中失去的，会不会以不自觉的对于不正当现实的反动表现出来？如此，救救柑橘，还需从制度与心理阴影的源头做起.

崔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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