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中国有关方面却悄悄地为转基因水稻、玉米的商业种植发放了通行证。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再次引起舆论关注。不久前，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名委员做客人民网，逐条驳斥媒体对转基因作物的“质疑”。在他们眼里，转基因食品不存在什么风险，可放心食用。他们批评媒体和公众的负面舆论，阻碍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进程。
针对专家们担忧的“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通过授粉等途径向四周‘漂移’，可能会引发生态危机”的问题，生物安全委员会辩称：2020年我国粮食要比现在增产10%，而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常规育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是单靠常规育种不行;就目前全球资源少人口多的现状来说，转基因是解决粮食短缺现状“唯一可取”技术;就中国制定的2020年新增粮食产量500亿公斤的具体目标来看，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也是必由之路。
上述所谓的答媒体疑问明显是答非所问，有意转移话题，而且“转基因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选择”的观点，也缺乏科学依据。
转基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稻增产问题
根据农作物种植的科学法则，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它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显见，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八分之一，而非唯一。多年来，限制我国粮食产量的因素在于人而不在于技术。由于种地不赚钱，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单纯依靠化肥，造成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过去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赖，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水稻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相比并不增产，且连续种植几代后亩产量就会越来越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覆盖了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7%，即6000万公顷;杂交水稻平均产量为7.2吨/公顷，比常规水稻单产高出1.4吨/公顷。我们放弃推广非常成熟的杂交水稻的优势，而转向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水稻，实非明智之举。
我们说转基因作物不能增产，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了。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5.01亿吨;中国粮食单产为 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粮食产量的决定要素，一是单产，二是播种面积。在单产增幅不大的前提下，播种面积或播种季节减少导致产量下降。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不是品种不行，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如果农民改“两季稻”为“一季稻”，再好的品种也保证不了产量，包括转基因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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